特约撰稿 梁立文

他，一个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传奇人物，在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从一名旧军人到爱国义士，从国民党抗日将领再到新中国合肥首任市长，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叫郑抱真，他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不朽传奇。

抗日锄奸 炸死日酋

1897年3月6日，郑抱真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年幼时父母去世，便跟随大哥郑绍成为人帮工谋生。17岁时进吴山庙学堂读书，后因家庭困难辍学。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童年，使逆境中成长的他，磨练出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刚强性格。

1924年，郑抱真跟随大哥郑绍成投身革命，加入淮上军并担任二团二营副官,参加了凤台县丁集举行的淮上军第三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大哥郑绍成随即加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响应蒋介石“清党”号召，驱逐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西北军被改编为“国军”。作为一名出生穷苦人家的爱国青年，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实行专制统治，大肆残害共产党人，他下决心“不当蒋家兵”并愤然退出国民党军队。随后，大哥郑绍成带着他一同赴上海加入了昔日拜把兄弟王亚樵的抗日锄奸反蒋组织——“斧头帮”。由于郑抱真机敏精干，才智过人，很快就成为王亚樵集团中的核心智囊人物。作为“铁血抗日锄奸团”（斧头帮）“四大金刚”之首的郑抱真，主要负责行动的组织、筹划和武器配送等。

在开展抗日锄奸活动的同时，郑抱真还积极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等频繁联系，说服王亚樵从钱财物各个方面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李克农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认为：“斧头帮”不同于一般的帮会，从你们的行为可以看出其拳拳爱国之心，你们不仅嫉恶如仇、锄奸济贫，而且

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你们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势不两立，却从未给共产党制造过麻烦，应该成为中共的团结对象，共产党的大门是随时为你们打开的。

1931年6月，郑抱真配合王亚樵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在庐山刺杀蒋介石，结果未能如愿。蒋介石恼羞成怒，悬赏50万大洋要郑抱真的人头，悬赏100万大洋要王亚樵的人头。

1931年7月23日，郑抱真参与策划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案中案。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王亚樵、郑抱真召集部下千余人协助十九路军与入侵上海的日军英勇作战。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利用庆祝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白川大将傲慢地率领20多名日伪高级官员绕场一周后登上检阅台，并大肆吹捧天皇陛下的圣明，无耻歌颂日军侵略上海以来的功绩。就在白川大将讲话即将结束之际，事先安放在热水瓶中特制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随着爆炸声的巨响，讲台猛塌，白川大将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站在白川大将身边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被一块弹片击中右眼眼球从眼眶中流出，师团长植田中将的左脚被弹片削掉4个脚趾头，日本驻沪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被炸出台阶七窍流血而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事前，王亚樵、郑抱真联合朝鲜志士安昌浩做了精心策划，郑抱真找人秘密赶制了体积小、威力大的白金外壳定时炸弹，亲手交给朝鲜志士放置在热水瓶内。这次爆炸，共炸死、炸伤包括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在内的13名日伪重要人物，使侵华日军高层受到了沉痛打击。不仅震惊世界，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创建抗战时期“小莫斯科”

1936年10月20日晚，王亚樵在广西被戴笠谋杀以后，郑抱真一方面躲避着军统的追杀，一方面思索着如何继续与日寇、汉奸开展斗争。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民抗战爆发了。郑抱真怀着极大的抗战热情，只身回到安徽寿县家乡，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一支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二支队并担任司令。支队组建前后，郑抱真一直与中共寿六霍中心县委书记黄岩等保持密切联系，在与敌作战中相互交换情报，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共同联合抗日。

1938年10月, 郑抱真毅然决定率部参加新四军，随即被任命为新四军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1940年1月，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兼政委戴季英、淮南抗日联中校长裴济华三人介绍，郑抱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怀抱真理救中国”的夙愿。

1940年6月,郑抱真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郑抱真被任命为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战斗在最前线，采取阻击战、守备战、游击战、袭击战配合主力部队向敌人据点、交通线及其后方机关发动袭击,为反扫荡的胜利和阻止日伪军队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2月，郑抱真担任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专员。作为司令员和专员，他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使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根据地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藕塘，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抗日军民高兴地称其为“小莫斯科”。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郑抱真改任华中第四行政区专员、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等职。1946年10月以后的国共内战期间，敌我力量悬殊非常大，为保存实力，他奉命率队一路北撤，从津浦路西到苏北，经山东直抵东北通化，一路风尘仆仆，历经艰辛万苦，带领根据地的各级干部、职工和家属一万多人胜利完成了大转移任务，为保存大批党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北撤期间，郑抱真先后担任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副主任、政委，华东分局驻通化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1948年9月，组织上安排郑抱真由东北返回临沂休整。

新中国合肥首任市长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组织上任命黄岩任中共合肥市委首任书记、郑抱真任合肥市首任市长。

此时，正在山东临沂修整的黄岩和郑抱真等人奉命日夜兼程，计划于2月1日合肥市委、市政府正式成立之前赶到合肥。当他们乘坐的那辆旧汽车经过定远县严家桥时，不幸连人带车翻下河去。郑抱真、陈登科等二、三十人均不同程度地受了伤。随行人员见郑抱真眼镜跌失、满脸是血、多处受伤，都劝他先就地养好伤再去合肥。但他一心惦记着合肥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一心想着市政府应尽快开展工作，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着满身伤痛急速赶往合肥。

刚解放时的合肥百业凋零，萧条不堪。郑抱真一方面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一方面整顿社会治安、安定民心，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组织民工和物资支援大军渡江。

当时处于军管状态的合肥很不平静，国民党飞机经常来侦察、轰炸，城外也有敌人的散兵游勇搞破坏、打冷枪。担任市长的郑抱真，总是一听说哪里有危险，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有一次，铁路合肥至水家湖段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一节装载废旧军火弹药的车厢爆炸燃烧，情况非常危急。郑抱真接到报告后，冒着生命危险，立即赶到现场，指挥抢险。他派人找到一位机务段的火车司机，又调来火车头，及时拉走了尚未出事的其余车辆，迅速排除了可能再次发生事故的重大隐患，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后老百姓说，要不是像郑市长这样的一群共产党干部及时赶到及时处理，还不知道事故和损失会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他有着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多年的斗争经验，所以在合肥解放初期，他带着他的几个警卫员，兵不血刃地端掉了隐蔽在合肥的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是由国民党少将组长、上尉报务员等4人组成的潜伏组，暗设在合肥德胜门附近南园某住宅内。破获该特务组织的同时,还当场缴获了美制袖珍电台一部、干电池一大箱、密码一本。抓捕行动的成功，使国民党失去了重要情报的来源，为大军渡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下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