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强

（上接1月10日A2版）

从储蓄岗位干起

1952年连续两件大事，一件是淮南建市，淮南矿区改为省辖淮南市；一件是安徽建省，皖北和皖南两个行政公署撤销，合并建立安徽省，省会设在合肥市。这两次行政区域的变更调整，使原来县级淮南市的人行支行也调整为省辖市支行，业务范围从矿区为主扩大到整个城乡。当时淮南就这一家银行，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淮南支行”，既是金融管理机构，又是业务经营单位。支行设在田家庵，根据服务对象不同，为城区服务的机构设有九龙岗、大通、八公山、蔡家岗等4个办事处；为农村服务的网点设有上窑营业所和洛河、洞山、蔡家岗等农村服务组。当时整个支行系统也就一百多人，因为人手紧，吴英华被留在支行机关，机关设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股室，在他的记忆中有人事股、会计股、业务股、储蓄股和金库。

吴英华告诉我，他和小赵上班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组织上的温暖。他说，市行行长萧斌同志是位老红军，和蔼可亲，一点没有领导的架子。萧斌特地将我俩请到办公室谈话，勉励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多向老同志学习，同时告诉我们淮南的金融事业百废待兴，鼓励我们将培训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上，尽快成为业务骨干。

吴英华开始分配在支行储蓄股，负责记账和复核。当时办理储蓄存取款还非常原始，业务员的头顶上拉着一根铁丝，挂着铁夹子，前台业务员将存款凭证做好后，将凭证和存款通过铁夹子传送到后台，后台审核盖章收款，再将存折和相关凭证推回。吴英华讲得很生动，还伸起右手前推示意了一下。其实这不是银行的“专利”，我也见过不少，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经常见到邮政局、供销社、商店这些门点用这种方法传递钱币凭证，甚至有的机关办公室也在墙上钻个洞，用这种方式传送文件或安排工作。

吴英华说，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对储蓄政策还很不了解，当时还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人的工资收入比较低，所以储蓄业务开展困难。他们通过储蓄宣传、政策动员，组织流动服务组，到生产企业和居委会进行服务宣传，逐步取得群众信赖，储蓄业务才打开局面。后来，上门服务的储蓄业务量甚至超过了网点门面，全市有超过一半的职工都在银行办了存折，经常到银行储蓄存款。他去做过宣传上门服务的单位就有大通矿、九龙岗矿和田家庵几个纺织合作社，还跑过码头工会，向搬运工进行宣传。

干储蓄的那几年，吴英华见识了许多种类货币，包括旧社会流通的袁大头、金圆券，解放区流通的纸币，新中国流通的旧币，叁元面值的新币。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一种叁元纸币，现在的收藏价值已经涨到5万元一张。

在市支行干了两年，支行机关搬迁到洞山火车站旁边，当时火车站站房还在铁路南边。因为建行刚建立，且归属人行，所以淮河路的人行支行旧址就留给建行了。伴随着这次机关搬迁，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的吴英华被领导安排充实基层，去了大通办事处，地点在居仁村。

矿井常客

那时候，吴英华是矿井的常客，每年都要下去一二十次。我问他，“你在银行工作，下井这么勤是去干什么？”他说因为工作需要，其来淮南之初，因为储蓄业务量不稳定，经常会有闲暇时间，于是领导给他增加工作，就是陪客人参观矿山。省分行领导或者业务单位客人来到淮南，参观西部新矿区建设成为一门必修课。每当有接待参观考察任务，领导总要吆喝一声，“小吴，走，跟着一块。”有时候省里分行处室或兄弟支行的同志光临淮南，市支行领导实在没有时间，干脆就安排吴英华负责全程接待。因为他去的勤，加上后来又调去大通工作，于是和矿上许多同志慢慢都处成了朋友。吴友忠当时担任大通矿工人科（后来改称“劳资科”）科长，因为都姓吴，两人聊起来很投机。后来，吴友忠担任了淮南矿务局党委书记，另一位朋友王声明当时在大通矿担任采煤区支部书记，后担任两淮指挥部副指挥长。丰绪然是解放初淮南知名的全国劳模，还作为工人代表访问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吴英华听丰绪然作过报告，后来也成为了朋友。

在支行的时候，吴英华陪客人去的矿山主要是西部新矿区的谢一矿和谢二矿。他来淮南时，谢一矿接近完工，谢二矿刚刚投入建设。因此去谢一矿就是陪客人参观新矿井，去谢二矿就是看火热的建设场面。上世纪50年代正是淮南煤炭工业由东部一隅扩展到西部大开发，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煤炭需求量不断增加，催动西部新矿区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化进程的缩影。谢一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淮南矿区建设的第一对新矿井，1949年开工建设，1952年11月投产。吴英华说，因为经常下井，他在谢一矿看到采煤方法在不断改进，回家翻翻《淮南市志》才明白，吴英华说的实际上就是倒台阶采煤法向掩护支架采煤法的改进。

在“劳动最光荣”的年代，工人们以当矿工为荣，姑娘们以嫁给矿工为荣，这是与吴英华同时代许多人的青春记忆。他说过这样一件事，1952年年底，有一次他陪省分行有关处室同志参观大通矿，在宣传橱窗前，他们看到张贴着大通矿向九龙岗矿发出的红色挑战书，挑战内容包括产量、安全、技术革新，九龙岗矿的应战书也贴在旁边。客人们饶有兴致地驻足，看了挑战书，又看应战书。他们与吴英华一样，都被工人们无私奉献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激情所感染。后来我在淮南日报社资料室，发现当年《淮矿工人报》对这件事有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坚决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大通矿向九龙岗矿发起挑战》。

感受“大家庭”

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沿袭过战争年代的分配制度，对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吴英华刚参加工作，因没有家庭负担，享受的就是这种没有工资的供给制。简单地说，就是衣食住全包，再发一点寥寥的津贴当作零花。刚上班那几个月的津贴是3万旧币，相当于后来的3元钱。到年底赶上增加津贴的政策，长到5万旧币。虽然是少了点，可对于吴英华来说，倒乐得省心，不用操心吃喝拉撒睡，不必购买油米酱醋柴。一人吃好，全家不饿，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而且可以使他远离烟酒，这个好习惯竟一直保持到现在。

于是我追问，“在供给制状态下，你怎么住怎么吃？”

吴英华虽然已经88岁，但回忆起来还是思绪清晰，许多人的名字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刚到淮南时，开始住的是集体宿舍，位置在银行后边的家属院里，两人一间，跟他同宿舍的是吴启忠，后来担任淮南工行办公室主任。调大通办事处后，与他同宿舍的是袁励进，后来担任中国银行淮南支行副行长。吴英华在大通又干了约一年，才分到自己的单间，也就10来平方，公家的标配是一张床，一个三抽书桌，一个脸盆架再配一个脸盆。夏季，自己解决乘凉问题，寒冬腊月，单位还给分配一捆铺床稻草。

吃的就在食堂。银行的同志心思都很简单，大家都想着建设社会主义，吴英华他们把干好工作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搞行政的同志和食堂厨师把让他们吃好不想家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大家都想到一块，那时候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真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穿的也是这样，单位配给，冬有棉夏有单，虽然色泽单调，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讲究。女同志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流行苏联老大哥的“布拉吉”，也就是连衣裙，比男同志穿得漂亮。我可以想象出来，在那色彩单调的年代，姑娘们穿着漂亮的连衣裙，风姿绰约，青春靓丽，给火红的年代又点缀了多少动感之美。

他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刚参加工作那会，就像是部队里的入伍新兵，单位对他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晨5点半就得起床，然后跑步、出操，讲讲前一天的国内外大事。7点钟休息和早餐。上班一天，吃过晚饭，晚上7点到9点又是政治学习。只有周六和周日的晚上不学习，周日的早上不出操。直到结束单身，早晚的业余时间才归属自己。

说到这让我有了同感，我刚闯入社会时的经历与他极为相似，先是下放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云台农场，后来转到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潘村农场，两个农场都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虽然发点工资，吃食堂要掏饭票，穿衣服是自己买，其他都与供给制完全相似。早晨的军训和晚上的学习，如出一辙。

到1955年，吴英华享受三年多的供给制后，机关全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吴英华定为行政24级，月薪47元。这一说让我羡慕不已，当时我的家庭在苏北地区属于中等，大哥已经成家分居，家里还有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还在读书，一家5口人，就靠父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我这一羡慕，吴英华就更受用了，然后又继续娓娓道来，继续讲述他的单身年代之幸福，让我分享并羡慕着。

（未完待续）

图：中国人民银行淮南支行旧址（1950-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