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路，柴车，蓝缕，敝衣（破衣）。意为驾着简陋的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形容创业的艰苦。这是《左传》中记述古楚先民的创业过程。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勤劳、勇于进取、艰苦创业而闻名于世的民族。然而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为后世树立起良好风范，也为绵延800年历史，纵横5000里江山的楚国强大缔造了生生不息的传世精神谱系，更可以说是为中华民族史上传承不畏艰辛奋发创业精神树起了第一座丰碑。

熊绎建国都丹阳

《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其世。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是关于楚人建都的早期记录。《左传·昭公十二年》也有类似记载，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说的是熊绎带领楚人，穿着敝衣，拉着荆竹编成的柴车，辛勤开发劳作在蛮荒草莾之地，建国立业，还得跋涉山林向周王朝贡述职。试想，连尊为一国之君的熊绎都身穿敝衣，拉着柴车去开垦山林，则楚国的民众定会跟随国君一道去倍加努力辛勤开垦。蛮荒之原愈荒，楚人开垦热情愈烈。楚人当年奋力垦荒的壮美情景，虽然我们今天不能目睹，但透过古人有关楚人开垦蛮荒的记载，可以想象还原出当年垦荒之景。

楚人立国初始都城建在蛮荒之地的丹阳。丹阳位于睢山、荆山一带。此时的楚国，民贫地僻，位卑势弱，名虽为国，实则为部落联盟，还滞留在原始社会相比于经济社会繁荣发达的中原诸国，无论是生产条件，还是交通区位均要落后许多。或许，周成王当初封给熊绎这块荒地时，为安抚楚人历代忠心耿耿敬奉辅佐周王成就伟业的贡献，出于情面所囿就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并且也颇有画地为牢之意。

文王拓疆都郢

楚文王是武王之子，邓曼所生，在位仅13年，曾受过大臣3次严重批评，甚至棍棒相加。即位之初，因不理朝政，淫于田猎，沉溺女色，受到保申批评，“保申束细箭五十，脆而加之于王背。”第二次是治国有失，受到鬻拳批评。文王不听，鬻拳“临之以兵(器)”，文王惧而从之。第三次是他与巴人作战败于津（今沙市)，回都之时被守门官拒于城外，无奈又领兵北上伐黄国。其实，文王并非儒弱无能、任人摆布，而是勇于纳谏，过勿惮改，是一位抱负宏大的国君，强硬如快雷带电，诡谲如翻云厦雨。他维承武王遗志，全力以赴北拓，以实现武王“观中国之政”宏愿。第一次受谏，他整改所错，“务治于荆，兼国三十”。第二次受谏，他树立了震拳这位忠君的典型，激发了楚人的爱国精神。第三次被拒之于城外后，他马不停蹄，挥师北上灭黄国，张扬了楚威，自己也殉身征途。故尔可说他是楚国历史上一位有为之君。其最大功绩莫过于立都于郢，郢即江陵。早在其祖上熊渠时，就已规划那里为楚都，熊渠封其长子熊康为勾亶（江陵）王，就表明要开始经营这个未来的南国大都。

为何建都于郢？按当时理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即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此处背靠纪山，面临长江，乃理想建都之处。正如《括地志》所说：“荆州居全楚之中，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

文王之时，经过几个世纪的惨淡经营和几代雄主大力拓疆，国土面积已比初立时扩大许多，其所控核心区域也有别于当初。在先前之地继续立国，已经明显有碍时局发展，也不利于彰显国威，实现北上争霸、入主中原夙愿 。此外，武王生前，楚国势力已深入江汉地区腹地，为承袭和发展武王的战略意图，也有必要迁都。鉴于此，文王即位后、采取的第一大战略行动就是将都城从丹阳迁移到郢。

文王10年，楚已彻底摧毁周室所置圈围，灭掉替周王室扼守南大门的申国及其相邻的息国，还击败蔡国、邓国，版图日益扩大，兵力渐已强盛。而此时，故都丹阳则偏处一隅，已不再适合作楚都。于是按照先人的规划，建立郢都。郢都又名纪南城，呈正方形，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城门，8座（其中水门2座）。城内功能齐全，格局合理，是当时华夏规模最为宏伟的都城。郢都之建立，标志着楚国历史已正式迈入一个崭新阶段。从此，郢作为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春秋以至战国达400余年并成为中国历史上8大古都之一。文王迁郢，既是楚国已经完全地控制江汉地区的标志，又是楚国立国争霸的重要步骤，为后世楚成王北上争势、楚庄王问鼎中原，饮马黄河夯实基础。也正因如此，文王都郢这一历史壮举，铸造了楚人永远也抹不去的“郢都情节”。自文王都郢后，楚人无论走到哪，都以“郢”来命名都城。楚都何以为“郢”？查《说文解字》：“郢，程字之假借。”“程，品也。品者，众庶也。因众庶而立法则，斯谓之程品。”而“郢”从“邑”，因众庶而立法则之邑，那当然就是国都。故无论楚之都城、陪都、新都、都郊等，均有“郢”字。

文王在郢都作出过许多重大决策，其中较著名的就有不拘一格选人才。如，其大胆启用申国战俘彭仲爽作令尹，并采纳他所提的在已被灭国申、息之域设县，开创中国郡县制之先河。力推法治，实施以法治国方略。如推行“仆区之法”，打击权贵借用权势，隐匿人口，逃避徭役的违法行为，解放更多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革故鼎新，开疆拓土，建立巩固政权基地，为尔后北进中原成就霸业奠定牢固治理基础。

襄王仓皇迁都陈郢

公元前280年，秦国兵分两路，大举攻楚。秦将司马错从水路进攻，率领秦军和巴蜀之兵浮江而下，白起从陆路进攻，从武关出秦，攻打楚国，楚军节节败退。秦军乘胜进攻郢都，直捣楚国心脏，很快攻破楚郢都，火烧楚国先王陵基，并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白起拔郢，楚顷襄王仓皇逃奔陈城，迁都于陈（河南省淮阳)，称为陈郢。顷襄王收集楚东地之兵10余万，又收复秦防守不严的江旁15邑，苟延残喘。他自知不敌秦，派左徒黄歇出使秦国，向秦求和。又将太子为质于秦，并派黄歇辅助。楚顷襄王在陈郢得以暂时安定下来。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重，黄歇凭借机智与辩才说通秦国权臣应侯，设计瞒过秦王，使楚太子返国。黄歇也继之回楚。太子即位为考烈王，黄歇为相封春申君。他们君臣通力合作，一定程度上使楚恢复生机与活力。

如果当时楚国君臣上下同欲齐心，类似越王勾践与范蠡一般卧薪尝胆，救亡图存，总结汲取教训，利用秦国与中原诸雄矛盾发展国力，未尝不可东山再起，但历史的悲剧往往就是因贪图一时微利而缩小格局、输掉机遇，最终走向沉沦。当是时，考烈王与春申君在中原诸侯大战之机，胸无长志，目光短浅，乘机攻取鲁国的徐州并灭掉鲁国之后，竟在偏安的陈郢狂欢胜利，歌舞升平，懈怠精神，忘记使命与前耻。史载，春申君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合称战国四公子，都显赫一时。平原君曾派使晋谒春申君，为炫耀其富有，赵使均戴玳瑁簪，剑柄饰珠玉，春申君门客3000人，其上客都穿着珠履以见赵使，令赵使自愧不如其华美。而春申君的宫殿，更是豪华壮丽。此等灯红酒绿，奢靡淫逸，正是楚国君臣苟且偏安精神状态之写照。

烈王偏安徙都寿郢

公元前237年，秦国疆土日辟，兵力强势，北距陈郢仅160华里。楚国无险可守，为避其威胁，在春申君的建议下，考烈王下定决心于公元前241年东徙都寿春（今寿县），又称寿郢。

考烈王在山清水秀，地利便通，富庶繁华，宫室辉煌，都城宏大，有着江淮都会之称的寿郢度过短暂而国家安全形势趋紧的3年时光，便撒手人寰，也留下楚国内乱的祸根。《史记·春申君列传》载，考烈王无子，求妇人宜子者进之，春申君门客李园将其妹李环献予春申君，有孕后又献给考烈王，李环生一男，立为太子，李环为王后。为杀人灭口，李园在考烈王死后，春申君入吊时，在棘门埋伏死士，刺死春申君，斩其头，杀其全家。李环之子即位，是为楚幽王。李园为相，更加昏庸无能。继之是楚国内部争夺王位，自相残杀，局势动荡不安，是时寿郢已其寿不永。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王翦领兵60万进攻寿郢，兵临楚郊，坚壁而守，以逸待劳。楚军弃守寿郢，引兵而东，王翦派兵追击，大破楚军，俘虏楚王负刍。寿郢陷落，楚亡。其实，迁都陈郢之时，楚之国势就已“日薄西山”，而东徙都寿郢后，君臣虽试图振作再起，可惜内忧外患挽澜不济，江山气数又被挥霍殆尽，复兴难冀直至君虏国灭。偌大疆土，其国虽灭，但楚之先祖创立基业时磨砥出的敢闯敢为，敢为天下之先的奋斗精神和不服输不气馁的文化基因却由于传接承续绵延不绝，始终流淌于楚国民众血脉之中。数十年后，又由楚之后人率先引领而起，在中华大地和中国历史上导演续写了一幕波澜壮阔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抗争大剧，引发社会大变革，促进多民族大融合，最终使得经济社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强大汉王朝，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推向一个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