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节已过，却尚未立春。不满18岁的康永年，推着一辆独轮车，趔趔趄趄地走向大堤。独轮车斗里堆得高如谷堆的东西是新挖的冻土，他那副少年的身子骨被野风曳着，略显羸弱，但他的脚步坚定，目光坚毅。那是因为，他的目标坚定。每天，挖多少方土、推多少趟车，他虽不言说，但心里清楚地打着算盘呢。他还是个学生，能利用年假和乡邻们来修筑拦淮堤坝，这机会他是珍惜的。虽然天寒地冻，虽然劳作辛苦，但他感到心安，他相信自己挖的每一锹土，装的每一筐土，推的每一车土，都像子弹一般，可以成为杀敌护命的武器。
康永年家住在瓦埠湖畔，作为淮河的支流，瓦埠湖的水位身不由己，全由淮河做主。住在瓦埠湖畔的庄户人家的命运也由不得自己，再勤再俭再会持家，也挡不住水患与旱灾。过春节时，就有干部挨家挨户作动员。“过了年，继续修堤坝，毛主席他老人家下定决心要把淮河修好，这回，俺们分到的任务是去离家55里地的五里庙，在那里修大闸，可以拦住淮河发大水时倒灌瓦埠湖，修好这个闸俺们今年就不会受水淹了，明年也不受旱灾了……”干部的话还未说完，康永年便起身说：“俺去！”
康永年作为民工参与修建的东淝河闸工程，位于寿县城西北五华里处，因工地附近有村曰五里庙村，故东淝河闸又被俗称为五里闸。这座闸底高14米，闸顶高32米，闸身总长90米的大闸，耗资180万元，于1952年建成。
一
“那时候的180万元，放在今天，恐怕相当于好几个亿喽。1956年，我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30.7亿元，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20754.3亿元，你算算，这差距是多少倍了？政府用大力、重金修建成的五里闸，既能防止淮河洪水倒灌瓦埠湖，又可以拦蓄淮洪入瓦埠湖，减少淮河干流洪峰对下游的威胁。”
70年后，笔者坐在88岁高龄的康永年老人家中，听他颇为自豪地回忆起自己作为普通民工参与治淮劳动的情景。
“那时候，全县20万民工齐上堤坝，千万条胳膊一起挥动铁锨铲土，独轮车堆土。大家住在搭着树建的简易工棚里，围坐在工地上吃着简单的饭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民都满心热情、齐心协力地干！”那场景，令70年后的我听罢亦感热血沸腾。
“那么，您早年参与修五里闸的这段经历，是不是对您后来在领导岗位上一直心系农业与水利有影响呢？”我问道。
“那当然，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治淮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的改善。五里闸修好以后，我们家所在的村子太平多了！过去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道哪天就会受淹，也不知道哪年又会遭旱灾。闸修好后，瓦埠湖就平和了，瓦埠湖平和，沿湖的庄户人家就有收成，有盼头了。”康永年老人说。
1934年出生的康永年，曾任寿县县委副书记，兼任寿县治淮指挥部指挥。笔者第一次到他家拜访时，他正伏在书桌上，用两只放大镜叠放起来，照着书上的字。笔者大声向他打着招呼，他缓缓起身，在家人的协助下，我们开启了访谈。岁月磨损了他的视力与听力，但并未摧毁他的脑力。他思路清晰地向我讲述70年来寿县的治淮成果。我的录音笔和手中笔飞快地跟着他讲述的节奏。整整两个小时，老人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其间，与他同龄的老伴在送老照片和勋章时，半嗔道：“他一辈子不落家，日夜扑在工作上，全县的沟塘坝渠没有他不晓得的。当年小车班的司机都怕跟他下乡，因为他不分白天黑夜不说，还尽往小路上走……”
一直激情澎湃向我讲述治淮史的康永年老人这才低下了声量，说：“我没问过家里事，四个孩子，三个儿子都是放在乡下养大的，没时间带孩子，也没钱养他们。老伴一个月二十六块半的工资，顾不过来，我一年到头在外面，工资要在外吃食堂啊，没钱给家里。”说完老人话题一转，他又高声大嗓起来：“治淮前，也就是1951年之前，寿县年产粮食3亿斤，1958年是7亿斤，1978年达10亿斤，现在，粮食年产量是33亿斤了！”
采访结束后，笔者回到家，对着录音与笔记整理采访资料时，内心充满了感动与感慨。
人们常常把人的生命比喻成河流，而此次要书写的是1952年以来，寿县人民的治淮历程。笔者的案头堆满了从各方搜来的资料、书籍。我在笔记上密密匝匝地写下了淮河在历史中的“罪状”：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450年间，淮河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两头高，中间低”的流域地形，使淮河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导致淮河一度被老百姓称为“坏河”。凤阳花鼓里“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唱词，从侧面记载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淮河写照。
1951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后，沿淮而居的乡民在“十年九涝，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困顿中，走向越来越安定的生活。
二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笔者作为一名生于淮、长于淮的人，受益于淮河水土的滋养，也经历过淮河水患的威慑。如今，淮河像位性情温和的母亲，蜿蜒的河道平缓地流淌，如母亲温柔却坚定的目光，凝望着世代依仗她所生存的子民，汩汩地灌溉着依傍她的土地，深情而节制。
8月底，节气已是处暑，但暑气依旧逼人。我们驱车50公里，从县城沿206国道行至安丰镇，在镇南的一个村村通路口，试探着向站在树荫下乘凉的村民询问：“石集倒虹吸怎么走？”这是在导航上无法搜寻到的地址，我不确定，能不能顺利地找到它。
村民热情地为我们指路，并骄傲地说：“你们来看倒虹吸，保管你们看了忘不了，看过不后悔！”
果然震撼。我们行至一处开阔地泊好车，刚下车，耳中便被灌入浩大的水声。循声，攀上土坝，看见了这座传说中的神奇水利建筑——石集倒虹吸工程。它改写了“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则，在明晃晃的日头底下，白花花的水流从低处被吸至高处，水袖一般折过来，再甩过去，这浩大的水声啊，是淮水气吞山河的怒号。我站在高高的大坝上，注目着被驯服的水流唱着军歌、吹响哨子，奔腾而去。
大坝上，耸着一座照壁。壁上，一面书写着毛主席语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另一面，则是刘伯承元帅的题辞：“科学态度，革命精神”。
这座大型交叉输水建筑物，将从南向北的瓦西干渠与由东往西的淠淮航道集结。正如刘伯承的题辞所言那般，这是一座凝结了具有科学态度的建设者心血的水利工程。因瓦东干渠比淠淮航道高出15米，为了不影响航道行船，建设者们妙用倒虹吸原理——在河底铺设三排长130多米、直径1.5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让瓦东干渠与淠淮航道之间交汇的水流从河底转身而去。这座神奇的工程是7.3万寿县人齐心于1961年建成的。整个工程，国家拨款70万元，群众自筹8万元，实做工日85.4万个，完成土方50.6万立方米。1964年4月，曾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刘伯承元帅到此参观后，感叹不已，乘兴题下了“科学态度，革命精神”八个遒劲的大字。
在众兴镇新店街道，笔者采访了与新中国同龄的许明安老人。他在盛赞石集倒虹吸工程的同时，又叙述了他早年参与兴修水利的场景。1965年冬天，16岁的许明安参与了木北分干渠的修建。他所叙述的场景与康永年老书记的描述相似，在他们的口诉中，我仿佛看见了那个遥远年代里的人们火热的激情。他们住在简易的茅庵里，在北风呼啸的堤坝旁、河沟边，奋力地劳动，他们为一道道沟渠清淤，将一座座大坝夯实、加固、垒高。另一位采访对象，年过八旬的余益环老人也回忆说：“每年的入冬时节，淮河两岸红旗招展，人群涌动，挥锹擦汗，抛硪夯土的号子声，构成了治淮的壮观场景和时代的画卷。”总之，在过去的年代里，治淮成了全民参与的大事。难怪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每到一处治淮工地，都忍不住赞叹：“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程，深入普及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