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汉服拥趸甚多，从民间追捧到官方推颂，可谓热闹非凡。但这股热潮中确实存在躬而不知其名、用而不辨其义的情况。《汉服》这本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积疴的疏解。此书意在说衣论道，但并非说教，它走出了过往服饰史书籍的窠臼，把服饰史讲活了。

“汉服”一词最早起自辽代，当时以契丹服为国服，中原传统服饰为汉服。当代所说的汉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现汉文化的服饰，非辽宋时期所说的汉人服饰。《汉服》这本书的作者以“汉文化为内核、非汉元素为补充的华夏文明”作为现代汉服讲述的主线，所以何为“汉”，何为“汉族”“华夏”，自然而然成为此书开宗明义需要讲清的问题，这为时下混乱的汉服认识走向正途提供了路标。尤其在胡汉区别方面，此书提到了满服汉化，圆领袍、袴褶、曳撒纳入中原官服，北魏孝文帝胡人汉化，东魏高欢汉人胡化的史实，作者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标准的族属表述将近世史学胡汉区分的主流观念推广到汉服设计领域，这一点对于体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指向非常重要。

在谋篇布局方面，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多数服饰史书籍分为两种编纂形式：一种是断代式，就是按照朝代顺序叙说；另一种是分类式，就是按照冠、服、裳、饰、料等品类进行罗陈。其引述素材或源于古代典彝，或源于后世研证，不可谓不详；但从构架上来说，过去的两种写法所用的古文今译、断章摘句、图文堆砌、古物复摹的做法给人以睹庖鱼、而非赏池鱼的感觉。《汉服》的写作没有采用时下服饰史书籍的编列程式，而是除了服饰实物、制度法条、工笔人物画这些惯常的佐证材料外，将服装放在一个个典故里展开，让读者在历史事件中看服装，如此服饰史读来更有滋有味。

书中在讲中国古代尚宽衣博带时，引用了《淮南子·齐俗训》中春秋时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的记载。很多着作引用这段文字都意在显示中原宽博服装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以至于楚庄王心向往之。这虚构了当时四夷来朝的气氛。实则这段记载的落脚点在于穿华夏服装、成华夏一员，才有资格号令诸侯。毕竟后世熊渠对诸夏的气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也非空穴来风。同时这本书也在努力做到不因疑问而谬断。对于合裆裤形成的脉络，此书既讲到赵武灵王骑射改革需要骑兵穿合裆裤以便骑乘这个推测，也提到胫衣在汉代发展为开裆裤，然后演进到合裆裤的可能。作者对于历史存疑的问题，采用诸疑列置而不强论是非的态度，有利于读者客观看待史论研究的待解之谜。

在讲唐代服饰时，书中列举单丝碧罗笼裙、石榴裙、披帛三个案例，体现了作者讲服装、赋深情的人文情怀。诸如说到石榴裙时，作者引用了李世民去世、武则天出家写给高宗李治的一首诗《如意娘》，诗中武则天借石榴裙上的斑驳泪痕来申述对李治的思念之情。而《酉阳杂俎》中杨贵妃死后，贺怀智把匣藏的带有贵妃领巾香气的幞头给唐玄宗时，玄宗泪如雨下并说出这是龙脑香的味道。这则故事既讲述了领巾可用龙脑香熏的后处理工艺，又借物抒发了玄宗对杨贵妃爱情的真挚。作者将读者带入“物因情而重”的情感世界，讲史与抒情顺畅地融合到一起。

德与礼是中国服饰制度维护的精神家园，如何让读者轻松地感受由衣服传达的礼教与美德呢？这本书没有采用将《舆服志》法条和儒家文献分类对比的做法，而是通过典故来反映这些思想。例如，对于敬上忠君的思想，这本书引用《史记·儒生列传》中黄生以冠首履足比喻君臣尊卑不可逾的故事，这既说明了汉代习以为常的着装品类和搭配方式，也体现了儒生对于社会等级的认识逐步趋向稳定。对于以玉比德的认识，作者不但提到了管仲“九德”、孔子“十一德”，更以孔子听到玉佩叮咚而知南子夫人隔帷还礼的典故来赞扬当时女子守礼谨行的德操。作者将德礼融入服饰史的讲述方式，怎能不使当代的读者对传统美德心驰神往？

实践与礼法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日常穿戴才是服装使用的本来面目。在讲到宽衣博带的地域分布和实用价值时，作者通过《闲情偶记》中李渔的经历进行例说。李渔所在的南方多半是富人穿着绒制的褐，他对朱熹所言“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十分困惑。当李渔到陕西后，看到贫民穿着毛织粗疏的褐，衣服很大，晚上可以当作寝衣，这才解决了当初的疑问。这样一则故事让读者了解到南方崇尚宽衣，与北方贫民喜欢穿宽博衣服的动因存在根本差异。同时也让读者感悟到表象上看南北追求的服装形式相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巧合。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清晰梳理传统汉服发展历史的同时，配以多幅精美大图，直观再现汉服的华美以及演变历程，提升了全书的美感。 任怀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