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4月3日A2版）

新中国成立后，亲眼见证上海大学创立之初的淮南凤台县籍早期学生吴云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当年赴上海大学求学时学校教学的情景：一九二三年夏天，吴云由芜湖到南京会同两个弟弟（吴震、吴霆，在上海大学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道到了上海，二弟吴震（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跟随许继慎进入大别山苏区开展工作。1931年，在肃反时，被张国焘杀害。）进入英国文学系学习，其与三弟吴霆（字晓天，后与任国桢一道被李大钊派往沈阳以上海大学学生会名义秘密组织领导沈阳学联，开展学生运动，成立沈阳地区最早的党、团支部，后病逝。）

读“活的书”的大学

社会学系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开设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些课程除社会系学生外，其他系的学生，甚至其他学校的学生都热心选修或旁听。上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根据学校讲义，汇编了《社会科学讲义》共4集出版，广为传播，影响甚大。其中收录了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等。此外，还有其他讲义，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外交问题》，董亦湘的《唯物史观》《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施存统的《劳动问题讲演大纲》等等，由相关书局公开出版或由报刊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在全国的大学中，还没有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学任务的系科，更没有一个系，从系主任起到教员，集中了那么多的共产党的教育家、理论家讲课，唯有上大的社会学系如此。在上大社会学系执教的有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他们在上大的理论教育，对党的理论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推动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和探索。他们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近代历史、劳工运动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卓有建树。理论与思想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瞿秋白在上大的讲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比先前的一些教材更全面更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些熏陶，更加激发了上海大学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和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立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斗争洪流中去。

尤其让学生们倍感振奋的是，学生各类社团十分活跃。社会学系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山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等。中国文学系有湖波文艺研究会、春雷文学社、春风文学会等。英文系有英文文学会、英文演说会等。美术系成立画会等。学生们举行各种活动，出版各种刊物。这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意识，繁荣文艺创作，培养独立的工作能力及学习和社会实践的结合都十分有意义。学校不关门办学，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邓中夏在讲课时说:“上大学系虽杂，而各欲以所学从各方面企图建国的目的完成则已，只此一片耿耿孤忠，是我们大多数教职员和学生所不能一日忘怀的，所努力从事的，这便是和别的大学不同的地方，也便是上大的使命。”上海大学在教学中注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具有新颖而生动的学习方法，将课堂学习和业余活动相结合，并和社会活动打成一片。吴云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学校强调：“‘读活的书’，使读书与生活（尤其是社会的、民族的）打成一片。”“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响……这样偏狭而死板的方法，上海大学是不甘采用的。”

革命的大学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大学学生进行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当局开枪打死了学生黄仁，公共租界当局下令上海大学停办。早在年初，1922年留学德国的中共早期高层领导、陈独秀的助手、安徽省内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高语罕从德国匆匆回国。当时，国内各地民族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需要增加干部人才，他被陈独秀从德国找回来。高语罕一到上海就被立刻派往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上海大学那时在宣传委员会指挥下，所以高语罕也就在上海大学担任了政治学的讲演，并在上海大学附属平民学校任课。高语罕在上海大学时间不长，因工作需要赴广州以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留在广州从事革命工作，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但他非常珍惜同于右任的交往，曾高度评价上海大学:“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前哨战，而担任这个前哨战之领导使命的，就是上海大学。”高语罕初到上海大学时，学校刚刚迁至北青云路师寿坊临时校舍复校，成为弄堂大学。弄堂口挂着于右任书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由于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上海大学也就成了共产党办的学校。这时的上海大学副校长邵力子、总务主任韩觉民、社会学系主任施存统都是共产党员，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过去是共产党员。社会学系教授李季、蒋光赤(光慈)、尹宽、王一飞、萧朴生、彭述之、郑超麟等也是共产党员。李季是高语罕在德国的老朋友，蒋光赤(光慈)和尹宽是高语罕在芜湖时的学生。上海大学共有学生8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以四川、广东、安徽等省居多，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也有不少学生。当时学校校舍严重不足加上附设的平民学校和青云学校，一共仅有15幢民房。大部分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到报社、书店、青年会和中小学去做兼职工作，但这丝毫未减弱上海大学的革命影响力和教育开智功效。

作为中国第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它的许多师生都进了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显露头角，如寿凤籍的高语罕、程锡简（阔庭）、李坦（荣桂）、曹渊、张曙云等。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7月，宁汉合流之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向国民党统治集团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就有38位上海大学的师生参与，其中寿县、凤台籍就有10多位。此后，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上海大学毕业生或出自于上海大学的黄埔生也在各种战斗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