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联合依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可称之为中共的第一所红色高等学府，为中国革命、中共建立发展党团组织培养储备造就输送了大批人才，是中共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而与之相关的高语罕则也是值得关注的人物。他不仅与上大有关，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还是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均有不可忽略的功绩。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正阳关人，是反抗清朝封建帝制，拥护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志士、十九世纪五四运动的先驱、中共早期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者，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常委、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亲历中山舰事件，负责起草国民党二大宣言和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等。作为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他一直握笔在手为着光明的未来奋斗，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白话文的著作30余部。其代表著作《白话书信》，时与《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最畅销三部书。这本书出版后，虽屡屡遭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查禁，却再版39次，发行10余万册，有力推动了安徽及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影响了无数青年志士。后来安徽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大批青年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为寻求真理投身大革命洪流，与其先期的宣传教化影响带动和推荐不无关系。

高语罕是中共隐蔽战线杰出人物李克农的老师。他既是一名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奇人：祖上是盐商、后落魄，少年时期他亲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辛亥革命前后与民国奇士韩衍组建青年军，后来成为陈独秀《新青年》的第一批撰稿人，也是李大钊共产主义小组中第一批中共元老，还是朱德入党推介人之一，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同时还兼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所长是毛泽东）。无论是在大革命洪潮中，还是潮涌退去之后，他始终能保持知识分子本色，也是十分了得。

高语罕对大众的关切和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可堪足为青年模范。高语罕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昔日黄埔军校同事陈立夫亲往吊唁，国民党元老昔日上海大学同事于右任题写碑名。《悼念高语罕先生》一文指出:他今天虽然逝世，他的精神继续活着。凡为人民利益及真理奋斗的青年，都应以高先生的人格为榜样,中国才能达到自由与复兴。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李大钊和张申府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交谈，特别希望中国建立党的组织。中共党史上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由此得以开启。作为李、陈二人之间的联络人员，李大钊介绍高语罕去上海见陈独秀。于是上海、北京两地分头进行建党工作。8月，上海党组织建立了全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后,创办了外国语学社,高语罕推荐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和安庆法专学生韦漱园入学。8月14日,高语罕从北京回到芜湖后写信给胡适:“前次奉托之事,请你回京时替我留心，因为我自己觉得在中等学校当教职员,也很勉强,我再求几年学问,不能在社会服务。”9月底，刘清扬来到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她入党，刘清扬不同意。随后，李大钊找到了张国焘，经发展张国焘成为北京第三个党员。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李大钊介绍，高语罕加入了北京共产党组织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据罗章龙《椿园载记》载：“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张申府在其《所忆》文中提到：“后来北京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单里有:“高语罕，安徽,芜湖中学教员。”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就在淮南的寿县、凤台县得到了传播。这为淮南早期大批青年投身革命，成立党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主要影响人物的高语罕不仅从事早期的革命活动，而且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胡为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

1920年，高语罕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影响了一批寿凤籍青年。彼时受到影响的，在芜湖、安庆读书的薛卓汉、王培吾、徐梦秋、曹广化、方运炽等组织了“爱社”，进行革命宣传活功，并同家乡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联系，寄回《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信和刊物，薛卓汉、曹渊、曹广化等人还利用假期返回家乡之际，以串亲访友形式，在师生和农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3年初，李坦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改良私塾”，招收二三十名青年学生，不读“子曰诗云”，开设数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等学科，传授科学知识，宣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定程度上，改良私塾成为当地范围内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中心。

安徽省党团相关史料记载，1920年，高语罕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成为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南京、安庆、芜湖等地先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最先响应的人，也是筹划在各地组织共产党小组的安庆联系人，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筹备组的成员，他先后介绍发展了许多青年加入党团组织，比如寿县籍青年王坦甫、曹蕴真、徐梦周、薛卓汉、徐梦秋、薛卓俊、朱松年、毕仲翰、石德镐、沈革新、孙第新、常林士、张庆喜、薛骞、陶久仿、沈永滨、薛卓江等走出家乡，在上海、安庆、芜湖求学和工作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的1922年春，在寿县小甸集小学任教的上海大学学生曹蕴真决定以在外地入团的学生为骨干，在小甸集成立了S.Y(英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缩写)特支，书记曹蕴真，隶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在上海的毕仲翰、曹蓝真、徐梦周、薛卓汉、方运炽、徐梦秋等，直接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先后加入党组织。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曾长秋《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一文记载，上海党组织于1921年2月发展了沈雁冰、邵力子，5月发展了沈泽民 、李启汉，稍后发展了李中和高语罕。

1921年春,在陈独秀和高语罕的推动和筹划下，蔡晓舟开始在安庆建立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安庆的团组织取名“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据史料记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共成立了17处地方团组织，安庆是其中之一。4月，韦漱园（安徽霍邱人）特地从上海赶回安庆参加成立大会。在此之前，安庆团员骨干宋伟年已和唐道海及芜湖的安徽省立五中学生马章禄、夏揆予经高语罕推荐，以安徽省代表名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此时，高语罕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往返于上海、安庆与芜湖之间，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十分密切，指导也较为有力，深得安徽团组织信赖。

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安徽团组织因种种原因未能派人出席，团组织负责人王逸龙特地在3月26日给团临时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写了报告，说明安徽不能派专人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信中说，4月上海大会，这里因人才、时间分配不开，实难专人前去，同时提出由当时住在上海的高语罕作为安徽代表出席大会，并赋予高语罕代表安徽团组织建议表决的全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在上海召开，后来因广东的革命环境比较好,遂改在1922年5月于广州召开，高语罕因故未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高语罕离开上海去德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任武雄在《李中并非高语罕》一文中记载：“中央直辖的上海的党组织，党员人数很少，常留上海的，当时只有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李启汉、李中、高一罕(在平民女校教书，不久也离开上海)等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