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博物馆的力量，是透过文物和遗存发现历史的美。“五一”期间，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走进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唤醒文明的璀璨。

说到“井”，大家都不陌生，井的发明，是古代社会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井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古人对江河的依赖性，为城邑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凿井的历史相当悠久，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周书》说“黄帝穿井”“尧民凿井而饮”。资料记载，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汤阴白营遗址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水井，而且井较深，说明当时凿井技术已相当成熟。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中看到，一楼馆内展示了三件战国绳纹陶井圈，它们直观地反映了古人的制井智慧，制井技术如今还广泛应用于各项交通设施建设中。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讲解员陈路介绍道，战国中晚期，楚国控制江淮地区，下蔡县邑成为楚国在北方的战略重地。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二县，号春申君，改“下蔡”为“寿春”，据此重点经营，巩固了楚国对淮河中游地区的统治，为迁都寿春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春申君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六国联军败退，楚国被迫迁都寿春。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战国时期绳纹陶井圈，就是于2018年至2019年出土于寿县寿春镇循理新嘉园工地建筑遗址，是寿春城遗址内最常见的生活用水设施遗存。”陈路介绍，陶井圈通常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直径约80厘米，高40至80厘米，厚3至4厘米的圆桶状泥坯，并在圈壁上对应开出两个或四个穿绳孔，以便安装，用火烧制成形，然后挖一个直径略大于陶井圈，深度等于陶井圈的土井，将陶井圈放置在土井内，再沿陶井圈下挖，使井圈下沉，再在上面装置第二节井圈，反复数次，直到井建成。

这种制井方式生动展现了当时人们的聪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沉井法的发明方式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设施建设中，如桥梁、铁路和高速公路等。”陈路说。

据了解，陶井圈所出土的循理新嘉园工地战国建筑群遗址位于寿县一中南侧，包括夯土建筑基址群、陶井圈和排水陶管道。陈路说：“基址群西侧发现有东西宽5至8米、南北长150多米、深约1.5米的斜坡壕沟，沟里堆积大量战国时期的瓦砾、生活类陶器及少量铜器残片、蚁鼻钱、玉器等。”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陶井圈旁边的展示柜中见到了几件同期出土的生活类陶器，如附加绹纹圜底大陶瓮、矮柄灰陶豆、高柄灰陶豆和灰陶盆。据介绍，陶豆是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用于盛放食物的器皿，“眼前这一高一低两件陶豆，低的可以放小菜，高的可以盛饭食，也可以用来当烛台。”

陈路指着附加绹纹圜底大陶瓮说：“在陶井圈的周边发现这些生活用具，都能说明这是一口生活用井。尤其这个大陶瓮，可以装几百斤粮食，更说明此地是人口大量聚集之地。”这些文物的出土均反映出楚国后期在寿春的城市发展规模。

楚国选择迁都寿春，除了迫于当时的压力之外，与寿春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古代，都城选址一般都要考虑自然屏障、物产丰富等因素。以当时的寿春境况，完全具备这些先决条件。”陈路介绍。

楚国迁都寿春，一时间贵族世卿、将佐军吏、工商庶民纷至沓来，寿春很快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柏家台大型建筑基址、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等重要遗迹和鄂君启金节、嵌银“大府之器”铜牛镇、楚金币等大批重要遗物的发现，也都印证了郢都寿春昔日的辉煌。

本报记者 付莉荣 廖凌云

本报记者 张越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