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淮南子》的治国理政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仍闪烁着人类睿智文明的光芒，让世人痴迷。特别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众所周知，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根基是清静虚无，自然无为。战国中后期出现的黄老之学，继承老庄尤其是老子思想，合融名家、法家一些主张，成为区别于老庄的新道学。汉初，适于形势，合于时事，利于政治，黄老之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为当时统治者所尊崇并作为施政治理之术推而广之。西汉前期问世的《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继承黄老之学的积极成果，广泛吸纳融汇儒、法、名、墨、阴阳诸家之长，推究天地间万物兴亡盛衰原理，成为结构恢宏、内容广博的道家集大成之作，也是继《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宏篇巨著，被《汉书·艺文志》作为“杂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其实，称其为“杂”有点冤枉。从内容和主旨上看，它其实是一部有关治国理政之书，表达主旨可从全书篇章的有机构成和内容大意上一见。只是因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知识繁多、兼容百家而易被人曲解归之为“杂”，仅代表汉人对其性质的认识。它广泛吸收、兼容并包各家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最终成为汉初治国理政学术理论大融合的一个缩影。
《淮南子》所搜集的文献典籍，规模远远超过《管子》《吕氏春秋》两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各个层面，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天文、历法、伦理学、教育学无所不包，被后世称为一部学科齐全的百科全书。
《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或《鸿烈》。汉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本书，始改其名为《淮南》。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时，编次儒家至小说家为诸子十家，并于诸子书名后加“子”字，《淮南》遂改称《淮南子》，一直沿用至今。《淮南子》原书规模宏大，计有内书21篇，外书33篇，中书（又称《鸿宝苑秘书》）8卷。内书论“道”，外书“杂说”，中书“言神仙黄白之术”。外书到东汉末已散失14篇，仅剩19篇，至今一篇也难觅踪迹。中书专讲长生不老、炼石成金以及修道成仙的方术，适合当时社会心理，影响助推道教的兴起，广为流传，直至南宋散佚。正因如此，后世盛传刘安并非自杀，而是得道成仙飞天，留下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丰富了淮南八公山的文化资源，也为今人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富足的想象空间和开发内涵。
因中书、外书部分均已失传，今天人们所谈论的《淮南子》为内书部分，共21篇，其篇次为：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要略。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在《叙目》中简明概括全书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方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全书篇章结构布局精致，基本按天地人顺序贯穿开来，每篇又围绕一个主题且篇章长度大致相当，结构十分均衡，基本上可划分为3个部分，即讲“道”之起源、特征信其性质；对天地四时及宇宙构造的看法，天人如何相应、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探讨经济、社会、政治的具体治理问题以及警示箴语、格言佳句，探究人间万象，章章相扣，环环相联，构成一个完美整体，最终阐明“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的著述目的。成书之后，刘安出于对执政伊始的汉武帝的期冀与信赖而入朝献书，希望其能通览细研领会其中精要，遵循“大明之道”，依之施政，“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理政治国之目标。希望武帝采纳他的一系列改良政治措施，武帝见了此书也如获珍宝。
细心的读者可从《要略》中一窥端倪：“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制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
二、时代大势赋予《淮南子》诞生的基础
《淮南子》成书时代背景为西汉前期，时黄老刑名之学曾一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黄老之学能够受到封建君主和大臣喜爱，有其社会深层原因。
秦汉之际，经济社会动荡、剧烈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背景下的时局之大变化，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风险隐患，应对大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如何认识“天人关系”“古今之变”，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亟需得到解答。由反思秦亡的教训开始，知识阶层都在自觉不自觉中关注着、思考着这一问题。汉王朝建立起兴之初，经过秦王朝的苛政暴敛，以及连年的楚汉战争，经济极其凋敝。经济困窘甚至使皇帝与其将相们交通工具都成了问题。有的宰相仅能以牛车代步，而皇帝本人竟也筹备不齐四匹纯色之马拉车。鉴于秦朝灭亡之教训和快速恢复生产力之需要，汉初统治者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以逐渐转好。与之相适应的黄老之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尊奉，如文帝、景帝、陆贾、曹参、陈平、汲黯以及主持后宫达45年之久的窦太后都是压制儒学而崇尚黄老的。刘安编著《淮南子》之时，正是道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之日。
经过改造了的道学有其自身优势，它消除了老庄哲学排斥百家、逃避社会的弊端。与刘安同时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亲)在其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写成的《论六家要指》中，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即黄老思想作了如下描述：首先，道家思想利于人养生修性，“使人精神专一”；其次，道家思想不拘束于片面之见，富于灵活性，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再次，道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它能够吸收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最后，道家思想省时省力，便于实际操作，它“指(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代各学派的思想已不是单纯的某家某派，往往是以一家为主吸收他家，或托言一家而杂糅各家。总的来说，诸子百家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其间又穿插着论辩和斗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前，汉初思想界空气还是比较自由活跃的，这正有利于各学派的健康发展。《淮南子》“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广泛吸纳诸家之长，对行之已久的黄老思想作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客观上是有利于汉代统治者的。
后因刘安谋反事发，《淮南子》一书遂被人看作是与武帝尊崇儒家皇权思想对抗的产物，针对武帝个人行为而发，实为谬论。首先该书是在武帝即位之初献给皇上的，当时汉武帝16岁，实际执政的是窦太后，“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确立。再者，刘安当时即使暗藏谋反之心，也不会在公开献给皇帝的读物中露骨地表现出来。退一步说：书中若果真有什么阴谋思想，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竟毫无觉察，是难以想象的。有人推测，《淮南子》在献给汉武帝之后，又经过不断修改增删，其中不少诋毁儒学之处，即为后来添入。其可能性并非说不存在，但《淮南子》一书主体内容，应该在该书初出时就已基本定型。
值得一提的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作为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其中第四十一卷就专门撷取《淮南子》中精华之要，粹摘“原道、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说山、人间、泰族”等十一篇文之精言，以供帝王咨政议事决策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