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晋仓

历史的尘封一经打开，便如同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将所有的秘密、精彩与变幻，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时空之间。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古代，勤劳智慧的上窑先民，用一双灵动的手将一捧捧泥土磨打烤烧出巧夺天工的器物，一度风靡淮水两岸、大江南北、神州内外，彰显了淮夷这片古老大地上的神奇魅力、传世风范，激发了无数世人对其神秘传说和谜样身世的好奇与探寻，千年陶瓷由此溢光出彩。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素有“瓷国”之称，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其影响和成就不亚于四大发明。历史创造文化，文化传承历史，寿州窑陶瓷作为跳动在炉火中的精灵，在火与炭的交汇中，完成生命的涅槃，物器之上凝聚了众多工匠技师的心血与智慧，反映了时代的向往和追求，也凝结了世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所以这些陶瓷既是器物，也是文化，就必然浓缩了历史变迁和人文情怀。

在淮南所辖乡镇中，上窑镇的历史曾经有过令人垂涎的辉煌。史称“秦墟”，地处安徽省淮南市东部的千年古镇——上窑镇，古来为兵争之要地，面水踞山，曾有“洛带虞屏”之称，意即以洛涧为带，藉虞耕山（舜耕山）为屏障，凸显地位重要。自古，上窑陶瓷业发达，为盛唐时期“七大瓷都”之一。晚唐陆羽《茶经》将寿州黄釉茶具瓷列为同类产品的第五位。《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论述道：“江南寿州，唐时烧造，其资色黄”。古镇在历史上曾云集着四面八方的手工艺者，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贾。如今古迹仍依稀可鉴，石的建筑、石的街面，布于山坡之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寿州窑址坐落境内。

据《怀远县志》记载：“县南六十里以近洛河，两峰逶迤，产煤炭，下有煤窑，土人炸石烧灰，搏泥为埴，烧造盆盎等器，故山中多窑窟……又产赤白垩土，涂釉者取焉”。可见，上窑的确蕴藏了大量的陶土、釉料、石灰石、煤炭等矿物资源。上窑陶土品种较多，大体分3类：即老泥类、拌子类、粘土类。它们是微小的含水铝硅盐的混合体。从外表看陶土有白、灰、黄、黑、红等颜色。从硬度来说，有的陶土柔软，放到水里可以碎裂开来，有的陶土硬如顽石。从含砂量来看，老泥的含砂量较高，粘泥、拌子的含砂量较低，但它们的共性是都有可塑性。中央轻工部第一工业局曾将上窑陶土测定的结果载入《日用陶瓷手册》。

上窑陶土自明初开采，迄今已600年，每年开采量均在3-4万吨以上。除满足上窑镇生产陶瓷外，每年还向外地提供大量的陶土，如外地用的坩埚原料即是从上窑购买的，泗县常年在上窑采购陶土。

上窑陶土储藏量丰富，东至泉源村，西至外窑村，南临窑河河底，北靠乌鸦山，约7平方公里的地下，蕴藏着各种不同的陶土，储藏量在亿吨以上，可供千年开采。

自明初开采至今，老泥矿计有6处：吴家牌坊、红岗、西大庙、淮埠路东侧(硬老泥黄白色)、霍家大桥西侧的挂石牌下(软老泥灰色)、高山老泥(黄色)，这6处老泥开采都逾百年，但蕴藏量都还很大。目前开采使用的是：吴家牌坊和乌鸦山南槽西侧的老泥，仅此两处，即可满足全镇生产陶缸的需要。

在常人看来，位于淮南市上窑镇以及邻近凤阳的武店等地附近的寿州窑是古代瓷窑遗址中时代较早的窑口，其遗址上起管家咀，下到外窑，散布在上窑镇的南郊和北郊、高塘湖和窑河一带，尤以余家沟窑址最为集中。据实物考证，寿州窑最迟创于南北朝初期，历经隋、唐、宋近500年。

考据家看来，一般认同，寿州窑始烧于南朝陈，属青瓷体系。经隋代的工艺鼎革，至盛唐时，始烧黄釉瓷器，并逐渐达到顶峰。唐中晚期，窑口日趋没落，兼烧黑釉和少量绛红釉。1960年，省博物馆在上窑镇延绵长达80余公里的窑河、高塘湖沿岸及田家庵区的三座窑、费郢孜、李嘴孜一带发现有遗址，出土碗、壶、盏、盘、罐、注子、枕等众多瓷器，进而引发了古陶瓷界的高度关注。

纵观古窑的兴衰历史，从现存出土的器物标本来看，寿州窑大致可分为5个时期：南北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器物的南方文化因素偏重，另亦蕴涵中原北方文化因素，其造型与装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佛教色彩。隋朝时期——寿州窑烧瓷规模小于南北朝，器物的文化内涵南北参半，产品种类增多。唐早期——寿州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瓷器有自己的独特制作方法，它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文化；其产品类别有新的增加，工艺品类形制均小，工艺水平不高，但造型粗犷古朴，颇具神韵。唐中期——是寿州窑烧瓷的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大于唐早期，产品种类更多，器物釉色纯正，造型浑厚大方，线条流畅，轮廓丰满，很有神韵。唐晚期——生产规模较中期偏小，窑场较为集中，但釉色却与中期明显不同，产品制作工艺不精。寿州窑瓷器的胎、釉都比较粗犷，但普遍使用化妆土，并在未施釉以前先经过素烧提高质量。

在走上兴盛之道中，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奠定其唐时的辉煌基业。窑口众多的寿州窑，或集中或散见分布于窑河、高塘湖、泥河岸边。窑河，古称洛涧，源出江淮分水岭北侧之凤阳山南麓，以洛河为主源，是连接高塘湖与淮河的重要水道。窑河(下游，时又称灰里沟)沟通了高塘湖、余家沟、洪岗及外窑村等窑场，承接起各类原材料及成品的转运，亦维系了寿州窑借助淮河古道，转而依托运河进行外运的优势，加速了寿州瓷远销“两淮地区及豫、苏、鄂等地”的步伐。窑河两岸港口众多，其中以窑河入淮口处的洛河港口最为著名。洛河港口系淮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商埠港口，因其据淮南、淮北关隘，扼守淮河上游寿州与下游濠州等地咽喉，故往来船只、商贾多集聚于此言商论道。古寿州产的陶瓷器皿即沿窑河以木帆船运至此处，与扬州等地运过来的盐、农具、京广杂货等物买卖交易，继而经淮河转运河东进北上，进入平常百姓生活。

据考古资料载，1975年扬州西门外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出土大量黄釉瓷片，经鉴定为唐代寿州窑产品；1999年在淮北柳孜隋唐运河考古发掘中，发现8艘沉船及大量属于寿州窑风格特征的碗、坛、瓮、枕等黄釉器物及残片：2006年宿州大运河遗址再次发现碗、盏等典型的寿州窑器物，由此唐代寿州瓷器的销售盛况可见一斑。

然而至晚唐，勇于革新的寿州瓷器却没能紧跟时代步伐，随着国运衰退，寿州窑再也无力支撑300年来积累下的黄釉产业，最终无声地淹没于青、白二色的世界里。

经历逾百年风光与辉煌，寿州窑在一片欢腾的热潮中黯然褪去笼罩的光环，走向衰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结局？

有人说在唐末，由于天灾和战乱，制瓷艺人背井离乡，造成生产衰落失传，产品技术及质量逐渐落后于其他各州。陆羽的《茶经》云：“碗越州上，寿州次”。由于产品质量较差，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能力，于是制瓷业在唐末逐渐衰落，其从创烧到衰落经历了350年左右（即公元557-907年)。此说乍一看来，似有道理，但原因远不在此。

其实纵观寿州窑之衰落，主因是自身烧造技术上的缺陷及其他窑口产品的冲击。唐代中晚期，因寿州窑在原料选择与加工上放宽要求，胎土粗糙、施釉不均等缺陷突显。坯胎厚薄不均，温度控制不当，成品率降低。在洪岗及外窑村等众多窑口遗址均发现因工艺粗糙而遗留的半成品残件便可一目了然。另外，面对“千峰翠色”的越窑青瓷、“白如雪”的邢窑白瓷以及釉下彩绘的长沙窑瓷器的迅猛扩张，寿州窑一度尝试烧制黑釉及独具特色的绛红釉瓷器，但终究无法延续燃烧300余年的窑火。

固然烧造工艺水平的降低是寿州窑没落的内在原因，但唐代中晚期社会环境的变迁亦加速了寿州窑的衰落。

首先，税茶、榷茶政策大行其道。唐穆宗（821-824年）时，增天下茶税，以致右拾遗李压上疏谏曰：“茗饮，人之所资，重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而唐武宗（841-846年）时，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至大中初，“庐、寿、淮南皆加半税”。高额的茶税，减弱了风靡盛唐的饮茶之风，同时也缩小了以生产民用茶具为主的寿州瓷器在淮河流域的市场份额。

其次，自然灾祸连年不绝。据《新唐书》载，自宪宗（806-820年）起，寿州等地灾疫横生。“元和元年（806年）夏，荆南及寿、幽、徐等州大水”。文宗时，水灾更为频繁。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浙西、淮南、河南、荆襄等地大水，没良田数顷。时隔四年即大和七年（833年）秋，“浙西及扬、楚、舒、庐、寿、滁、和、宣等州大水，害稼”。及至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舒、寿、和等州复发大水，“漂没数万家”。滨临淮河的寿州窑被迫经历了反复修整与重建的厄运，港口与河道的淹没，严重滞碍了寿州窑产品外运。

沉重的徭役致使官逼民反。唐代中晚期，社会动荡不安。“游宗时，云南蛮数内寇，徙兵戍岭南。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由于“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故咸通八年（867年）镇守桂州的徐州籍戍卒在庞勋的领导下擅返故里，爆发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主战场即置于寿、潦、洒等淮河流域一带。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农民军一度“围寿州后，断绝了汴河的漕运”，“大掠诸进贡献及商人货”。如此残酷的内战，无疑给寿州瓷器的生产与外运以沉重打击。

此外，木材的缺少也不乏诱因。在古代，窑业兴衰一般与森林破坏关系密切，民谚有“三里窑，五里焦”之说，烧成1公斤瓷器，需要2.4公斤松柴。大凡设过窑场之地，除了植被演变成二次林外，废次的窑片和窑炉留下的焦土都变成了不毛之地。寿州窑自创烧以后，依靠沿淮河走向线状分布的30多座丘陵上的丰富植被走上繁荣，但这些植被所在地域土层薄瘠，一旦上覆植被破坏，很难再复。寿窑烧造期间耗尽丘陵地带的植被，最终导致窑业燃料短缺而掣肘了生产。

内忧外患的窘境，迫使寿州窑在风雨飘摇的晚唐停止了前进的脚步。随着青白二色的创新与衍生，“寿州瓷黄”逐渐淡出历史的记忆。但无可争辩的是，它毕竟在“南青北白”的陶瓷世界中涂抹了一丝炫亮的色彩，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