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新作《也曾隔窗窥新月》，日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书中，刘心武回忆了他与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陈梦家、汪曾祺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

刘心武，1942年出生，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刘心武与文化界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35号的海关总署宿舍，隔壁34号住的是陈梦家。陈梦家是新月派的诗人，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的母亲与少年刘心武谈起陈梦家来，竟还记得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刘心武的父母、亲戚、友人中，有不少文化界的，像他称作“娘娘”的胡兰畦、称作“兰姑姑”的孙维世。

刘心武说：“历史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它那筛网的网眼儿是很大的，它经常要无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牺牲掉许许多多真实生动的细节。但作为个人的忆念性叙述，越是尊重、敬畏历史，便越应该如实地给历史以细节的补充。这是一般读者所企望的，也是史家所不拒的。”

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学史是概括的，凝练的，而个人性忆述正可以做细节的补充。文学家又是多情的，刘心武对于生命中的友人、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一直抱着一种特别的感恩之情。

顾行是《北京晚报》原副总编，他的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与刘心武的交往也不甚多。但刘心武感念他的一个电话，称之为“救心电话”。书中写道：“当十年前我摔了个大跟头时，他在获悉有关我的这一信息的三分钟后，立刻拨来了电话。短短几句话，不啻救心丹丸！当时他因严重的心脏病正住在安贞医院，他是从病床上爬起来，离开病房，走过好长一段走廊，到公用电话亭那儿给我拨的电话。这是一个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电话。”

谈到茅盾时，刘心武说：“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原来，在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给予了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刘心武赞许与鼓励。这在茅盾的一生中并不算什么，但刘心武说：“我得承认，在《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也是我发愤结撰的原动力。”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化人特别是文学家都是脆弱的、情绪化的，但在刘心武笔下，他们性格各异，却都是温和、率真、通透而睿智的，有时候还是有趣的。

刘心武坦言，要说追星，他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

一般人或许知道张中行是爱美人的人，是热爱生活并善于享受生活的人，但恐怕不知道他在年过八十后，还去拉了双眼皮儿。刘心武写他在参加一个婚礼时与张中行第一次相遇：“我们握手四目相对时发现，他分明是双眼皮啊！我的疑惑很快被解开，新郎再一次过来招呼我时，告诉我：‘知道吗？老爷子新拉了双眼皮儿！’”这份爱美之心真是少有。

文学家写文学家，与评论家写文学家、文学史家写文学家，是极为不同的。文学家的笔触是细腻的、温煦的，善于描摹和抓住人物本质的。这些叙述既彰显了历史的进程，体现了文人的风骨，也折射着生命的哲学，这就是本书面貌独特的风格。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