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莉莉
中国是茶之古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作为一种文化，与世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从古至今，我国有许多名人与茶结缘，写有许多对茶吟咏称道的诗章，还留下了不少煮茶品茗的趣事轶闻。
茶叶是自然给予人类的赏赐。茶之为用，可上溯到远古的神农时代。《淮南子·修武训》就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说。荼即茶的古字，这是茶为药用的开始。随后茶之为饮亦风行，据茶界泰斗陈椽先生所著《安徽茶经》考证，汉献帝建安（196-219）年间的皖北亳州名医华佗是安徽记载茶事最早之人，他在其所著《食论》里说：“苦荼久食，益意思”。 由此可见，当时安徽饮茶之风已盛行起来。
从茶作为一种饮品开始，经过饮茶风气在民间形成，最后茶事成为高雅文化。古人常说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应当说自从茶成为一种生活素材进入诗文中，茶文化便可以说已经开始。
唐代茶圣陆羽写就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里，他把当时的茶叶产区分为八大茶区，淮南茶区位列第二。唐时淮南道辖区甚大，相当于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海，西至湖北应山、汉阳一带，还辖有河南东南部地区。故而，陆羽把淮南茶区一分为六：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寿州即今安徽淮南市、六安市、寿县、霍山县、霍邱县等地。其中霍山所产品质最高。当时淮南茶区产量巨大，据《唐书·地理志》载：寿春、庐江、凤阳郡茶叶每年都有固定的贡额，堆在内库，皇室都用不完，元和十二年（817年）一次就出内库茶30万斤，令户部变卖成现钞，以支用度。仅三地贡茶就有这样多，整个淮南茶区的生产量一定相当可观。巨大的产量催生繁荣的茶叶贸易，《太平广记》记载，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驭为货。”刘一人雇二十人贩茶，运销达两千斤，可见当时淮南地区茶叶生产、贸易的兴盛。
陆羽《茶经》里引用《宋录》记载说：“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 《八公山志》记载，昙济的师父僧导亦曾在八公山西昌寺讲法，从者千人。十三岁就拜僧导为师的昙济爱茶如此，想必僧导及其从者以茶待客、以茶助修行的做法已蔚然成风，带动了八公山地区的饮茶风尚。而子鸾、子尚系兄弟，为南北朝宋孝武帝刘骏之子。从两位王子拜访昙济道人的情景可看出两王子亦善品茗，可知当时茶在官僚士族中已然很受欢迎。八公山位于淝水入淮处，山泉充沛，植被丰茂，也是宜于植茶的区域，因此，唐时的寿州茶区是包括八公山在内的。
淮南历代诗词歌赋集《长淮古韵》中的诗作《寄杨八寿州》可为一证，作者刘禹锡也是著名茶人，其诗曰：“风猎红旗入寿春，满城歌舞向朱轮。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桂岭雨余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圣朝方用敢言者，次第应须旧谏臣。”从此诗句中，我们得以窥见，八公山的山上茗园，丛丛似龙鳞。八公山非但产茶，且种植面积不小。
同为中唐诗人的韩翃有首《送南少府归寿春》写道：“人言寿春远，此去先秋到。孤客小翼舟，诸生高翅帽。淮风生竹簟，楚雨移茶灶。若在八公山，题诗一相报。”吹过清爽的秋风，淮河上茶灶煮茗，对风饮啜，由此可见饮茶风气在当时的淮南茶区也非常盛行。
淮南茶区在唐代能对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还源于出产于此的茶器——寿州窑茶碗。寿州窑是唐代名窑之一，《八公山志》上说，古寿州窑的源头分布在八公山下东麓淮河两岸的百里之内，主要集中在今淮南市上窑镇，此地唐代隶属寿州。该窑一向以烧制黄釉瓷器而著称，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有别于其他窑口的釉色，有其独创性，且数量多、种类全。寿州窑在当时能区别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创烧起黄釉瓷，为唐代茶文化增添一抹富贵、祥和、热烈的气氛也足以令人敬佩。
从历史资料、文人诗作和出土文物都不难看出，包括八公山在内的淮南茶区，在唐代不管是茶叶产量、质量，还是品饮的风习、茶器的独特，在全国范围内来说也是独树一帜的。
宋之后淮南茶区依然是茶叶主产区，饮茶风尚保持至今。宋代淮河以南地区称淮南路，宋神宗时分为东、西两路，仍是重要的茶产区。据陈椽先生《安徽茶经》论述，宋朝嘉祐六年（1061年）全国设十三山场买茶，安徽有五个山场在皖西南的六安、淮南茶区，当年买茶271万多斤，占全国总买量的45%以上。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间，淮南路（包括河南小部分，不包括皖南）由官府直接掌握的所谓“榷茶”，即达万斤。到了宋末元初，在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中可见如是记载：“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当时全国散茶名茶计11种，仅出自淮南茶区的就占了4种。由明入清，淮河以南区域仍是茶叶的高产区，延续至今。
现如今，淮南市大大小小的茶馆、茶店、茶庄遍布大街小巷。有人说，淮南人爱喝茶，“一只杯子走天下”，说的就是淮南人民始终保持着饮茶的习惯。翻开淮南的历史，才发现茶与这座城市的渊源远比我们想象的深厚。淮南虽因种种历史原因现不再产茶，但不影响淮南人民对于茶的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