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鸿冰

如今，很多家庭过年，可能会选择到饭店、酒楼享受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也有很多的家庭则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几代人其乐融融，把酒言欢，共享团圆。这些年，我也品尝过饭店的年夜饭，亲友家的年夜饭，但最难忘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顿年夜饭。

20世纪70年代，保义集晒网滩就像与寿六路平行的一条土龙，土黄色的，从集北头到南头，约2公里的路程，有点像模像样的房子都是单位的，如医院、书店、邮局、银行、供销社等，都是青砖灰瓦水泥墙，涂的白石灰。特别是街道中段，有一座高高耸立的两层木楼，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的。

晒网滩不乏能工巧匠，楼的底座有半人高，全部用石条砌成的，楼的木工活做得精细，楼建的古朴又美观，在当时的乡村确实是鹤立鸡群。

我的姑奶当时就在楼上的商店当营业员。由于楼很高，我记忆中要从石条爬上去，还要翻过一个木栅栏，才能进到店里。这时姑奶看到了，就会赶快跑过来，拉住我，十分亲热，买几个小糖装进我的口袋。

那时的晒网滩，没有像样的房子，普通人家住的都是土房子，用几根木棍支成一个塑料皮蒙的窗户，就很不错了。

我们家原来有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坍塌了，被西街后蔬菜队的人占去种菜了，害得我们家经常搬家。1975年，母亲经过交涉，终于讨回属于我们家的土地，经过晾晒、平整，准备盖新房子，结束长期租房子带来的困厄。

当时，父亲一个人在县城工作，每月只有45元工资，还要支出10元给乡下的奶奶。留点生活费，其余的钱寄回家供养我们生活。

听到父亲要在老家盖房子的消息，父亲的老友们都为他高兴，同时也替父亲因为盖房子缺钱而发愁。他们慷慨解囊，每人凑了10元钱给父亲，说不要还了。那时，10元钱相当于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

倔强的母亲带着叔叔，到县城把盖房所需材料用板车，一点一点往回拉。由于他们不会避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腿上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个中的辛苦难以言表。

房子上梁的时候，母亲蒸了很多花馍馍，准备了花生、瓜子、小糖，散给周围的邻居，特意赶来帮忙的舅舅把大梁上裹上红布，用银色的图钉镶嵌成“旭日东升”四个大字。街道的书记老芈知道了，也来赶热闹，看舅舅往大梁上钉字，想说是封建迷信。母亲连忙拦过他的话头说，老百姓盖房子也要图个吉利，旭日东升有什么不好？老芈被母亲的话狠狠刺了一下，悻悻而去。

转眼，冬天到了，空气中已经腊味飘香，意味着农历新年就要到了，我们终于在属于自己的有院子的新家温暖过年了。

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我家却因盖房子用完家中所有积蓄而捉襟见肘。年夜饭，是母亲用糯米面做的粘馍馍。大过年的，就吃几块馍馍？母亲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很爽朗地说，孩子们，你们朝上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我们抬起头看着崭新的房子，看看大梁上的旭日东升，不再为年夜饭的窘迫而难受。

这是我生命中最简单的一顿年夜饭。它让我学会了坚强，在困境中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