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骧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农村普遍缺吃少穿。村里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很多，我们虽然没有漂亮的衣服穿，没有高级的玩具玩，但是仍然有属于我们的快乐生活。

记得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在夏日的午后，一群男孩常常趁大人不注意，悄悄从家里溜出来。太阳似一个大火球，要烧化地上的一切，就连小鸟和昆虫都躲到了树荫深处。我们却顾不上炎热，捉蜻蜓，爬上树捕知了、掏鸟窝。把寻来的知了放在网兜里，小鸟放在木笼里，蜻蜓放在蚊帐里。或是脱衣服钻进水里，打水仗，采菱蓬，捉鱼虾。晚上，一大群孩子，丢手绢、跳格子、分帮打仗、扮老鹰捉小鸡……

村里如果有这两类人到来，会让我们兴奋不已。

一类是货郎担，他们无论春夏秋冬，不时挑着担子到来，担子一头是货筐，另一头是货柜。货柜外边是玻璃罩，透过玻璃，货柜里边摆放的糖果、魔镜、万花筒以及各种颜色的丝线等等，一览无余。随着一阵拨浪鼓声响起，还没等货郎担进村，大人孩子早已山呼海啸般围了过来，有看热闹的，也有拿出鸡蛋来换东西的。孩子们一旦获得了甜美的糖果、心爱的玩具，就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初冬时节，村里常来另一种挑担的人。担子一头是筐，筐里盛着煤，另一头是黑乎乎的炸花机，这就是炸米花的。炸花人满面煤灰、双手乌黑。一坐下来，大人和孩子纷纷围过来，他们手里拿着竹笾，竹笾里盛着大米、玉米、蚕豆等谷物。炸花人坐下来，打开炸花机盖口，倒入大米，再封口。然后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摇着炸花机。一、二十分钟后，炸花人取下炸花机，用蛇皮袋套住炸花机盖口，再朝炸花机猛踹一脚。随着“砰”的一声爆炸声，封口开了，白花花的爆米花喷涌而出，散发出诱人的焦香味。孩子们见此欢呼雀跃，纷纷走上前，你一把我一把，送到嘴里。

大队、生产队定期开展送戏送书送电影活动，观戏、看电影、听大鼓书就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文化大餐。说书人是街东头一位姓沈的民间老艺人，矮矮胖胖，敦敦实实，脸上分布着稀稀疏疏的大麻子。偌大的打谷场上，人们围成一个大大的圆圈，孩子们席地而坐于里层，大人们或站或坐于外层。打谷场四周黑洞洞的，只有中间空地上挑着一盏麻油灯。朦朦胧胧的灯光下，沈老先生操着厚重沙哑的嗓音，敲击着或急或缓的牛皮鼓点，惟妙惟肖讲述着《岳家将》《薛仁贵征西》《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听到兴奋处，引领伸颈，甚至从地上跳起来。

大队抽出专门人员排练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各个生产队巡回演出。看演出听广播，常看常听，我们这些孩子也学会哼唱样板戏选段，就连玩的时候，也学着杨子荣、郭建光的样子，一手掐腰，一手亮出手枪……每到放电影，下午三四点钟银幕就在打谷场挂上了。一放学，太阳刚刚偏西，我们顾不得回家，就带着书包坐在银幕前最佳位置那儿，等候上两三个小时。《小兵张嘎》《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就是那时候看到的经典影片，这些影片至今仍百看不厌。

对于我们来说，最开心的还是过年。除夕这天，男主人们忙着贴年画、贴春联、放鞭炮，女主人们忙着蒸馒头、炸圆子、做年夜饭。我们这些孩子在雪地里尽情奔跑着，观赏各家新贴的年画，追逐每户燃放的爆竹。把捡来的散炮掰开拼成圆形、菱形、梅花形，点燃其中一个，其它就次第亮起来，形成一束束美丽的花环。

关上大门，一家人团团围定吃年夜饭，频频举杯，互送祝福。上的菜讲究十全十美，鲜鸡鲜鱼、白菜豆腐、挂面圆子、粉丝和虾米汤是必不可少。鲜鱼只是做个样，只看不吃。最后还要留下一点饭，算是留足仓底，来年有余。吃完年夜饭，孩子们穿上新鞋提着灯笼，给上了年纪的长辈祝寿，直到很晚才睡觉，这就是踩岁、候岁；临睡前，每人把鞋反扣过来，这叫压岁。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大年初一，我们穿上新衣，一大早就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挨户拜年。一路拜下来，每个人的所有口袋都装满花生、瓜子、小糖、米花团，鼓鼓囊囊，像一个个畸形的小怪兽，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分享甜蜜的果实。

这就是我的幸福快乐的童年时光，它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像一首悦耳动听的曲目，给人们带来绵长的回味和无限的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