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

武王墩楚考烈王墓的考古发掘，又一次充分证明淮南市拥有极为丰厚而独特的楚文化历史遗产及资源，无论是对先秦楚国发展史研究，还是对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演变史研究，都具有不容轻忽的价值与地位，是中国“楚学”的重要构成之一。楚文化在安徽省最为显著、最具影响的历史表现是在皖北淮河流域，特别是以现今寿县（战国时期的“寿春”，楚国最后一个“郢”都）为楚文化中心地域的淮南市。与楚文化在其形成、发展、兴盛的核心地域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遗址所在地）被称之为“荆楚文化”不同，作为楚国历史发展的“归宿地”、楚文化最重要的“承载地”之一，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提出用“淮楚文化”这一概念来指称楚文化（柏松：《从荆楚文化到“淮楚文化”——访淮南市史志工作者、文化学者姚尚书》，《安徽日报》2024年4月17日第5版），以此来反映淮河流域对楚国史、楚文化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揭示出淮南市在淮河流域楚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及地位。

从地域文化视角着眼，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体现为单一地域的历史内涵，而是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其影响范围远超出现今湖北省一地，实际还将现今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山东省、广东省等也囊括在内。虽然以“荆楚文化”来一般性指称楚文化有合理性的依据，亦为学术文化界普遍接受，但若认为“荆楚文化”可在完全意义上等同于楚文化，则又会产生忽视楚文化复杂多样的地域性发展特点的局限，并不利于人们对楚文化发展内涵形成更为深刻准确的历史认知。“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楚文化演变发展的复杂历程和丰富内涵，为学术文化界进一步深化“楚文化”的研讨提供了新的契机。

概念界定：广义与狭义

论及“淮楚文化”的概念，需先对“楚文化”有一明确的认识。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曾指出：“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所谓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尽管考古学上的“楚文化”同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很显然，后者能含纳前者在内，能更好地揭示出楚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蕴涵。因此，认识把握“楚文化”，既不能离开考古学的成果，但也不宜只局限于考古学的范围，而是应从更广泛的“文献”（考古资料、传世文献资料、民俗资料等）意义上展开系统研究。

“淮楚文化”建立在“楚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内涵包括广、狭两个方面。就广义来说，是指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由于淮河流域覆盖现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近半面积，以及湖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地区，而先秦时期楚国八百余年发展史中，现今淮河流域五省均曾不同程度上受到楚文化的直接影响，其中尤以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为著。基于此，“淮楚文化”这一概念，广义上理应面向整个淮河流域而言。就狭义来说，现今淮河流域各地区中，除淮南市外，尚未有任何一地明确提出“淮楚文化”的概念，并以之来揭示、界定和标识自身充满地域性特色的楚文化蕴涵，故而“淮楚文化”在狭义上可用来特定指称现今淮南地域范围内所存在的先秦秦汉时期因受楚国历史影响而形成的带有显著楚风特色的物质文化产物与精神文化成果。如若说广义上的“淮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大概念，那么狭义上的“淮楚文化”便是一个有着明确特指的小概念。

与“荆楚文化”概念的比较

长久以来，“荆楚文化”相当于是“楚文化”的同义词，在所有关于“楚文化”的概念中，没有哪一个概念如“荆楚文化”一样深入人心，广为学术文化界和社会大众所认可与接受。但如若深究，“荆楚文化”虽能代称“楚文化”，“楚文化”却不宜简单等同于“荆楚文化”。尽管“就地理框架来说，荆楚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只有宜昌以西一段伸进了长江上游地区的东缘，止于巫山”，“就文化氛围来说，荆楚就是楚人的本土”（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而且楚国早期历史发展与现今湖北境内的“荆山”密不可分，但仍需指出，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演进中，淮河流域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栽郢”，楚顷襄王被迫徙都于“陈”（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后，楚国后期政治中心彻底转向淮河流域，一变以“江”为本而成以“淮”为主，由此抒写出楚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片面强调“荆楚文化”易于使人拘泥于楚文化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和成就，而忽视其在淮河流域的重要发展及影响，这并不利于人们充分认识到楚文化所具有的多样化的地域意蕴。提出“淮楚文化”这一概念，能同“荆楚文化”相互参照，为学术文化界更深入地研讨楚文化的复杂性、为社会大众更深刻地理解楚文化的博大精深提供有益的启示。

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学术文化界现有与“淮楚文化”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陈楚文化”“寿春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江淮楚文化”等。“陈楚文化”是河南学者对周口市的特色地域文化的指称。周口市淮阳区是古“陈”地，以太昊氏为首领的东夷部落世居于此。西周初期为陈国封地，直至公元前479年楚国灭陈，置为县。战国后期，楚顷襄王徙都“陈”，“郢陈”作为楚国后期政治中心长达38年。河南学者认为“楚文化与这里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复合型的陈楚文化”（邹文生、王剑等：《陈楚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淮阳区地处淮河上游北岸，居黄淮之间，“陈楚文化”在体现淮河流域楚文化蕴涵的同时，也反映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刻浸染。

“寿春楚文化”“江淮楚文化”“楚淮文化”“淮南楚文化”等概念均为安徽学者提出。2015年12月，寿县从六安市划入淮南市。在此之前，由于行政区划的特定历史原因，寿县楚文化研究者曾用“寿春楚文化”来指称“寿县地区有代表性的寿春楚文化遗存”（陈得时：《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版）；在此之后，研究者又用“江淮楚文化”来整体性指称长江、淮河流域的楚文化，并认为“江淮楚文化，不但是中国楚文化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陈得时：《江淮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道家学说的安徽学者则提出“楚淮文化”的概念来探讨先秦老庄道家、汉代淮南黄老道家所受楚文化、淮河文化的深刻影响（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高旭：《大道鸿烈：<淮南子>汉代黄老新“道治”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20年版）。“淮南楚文化”是当前淮南市学术文化界指称淮南地域范围内一切带有先秦秦汉时期楚文化独特印记的物质遗存与精神产物。以上四个概念中，“寿春楚文化”已显失之过“窄”，无法与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现状及需要相适应；“江淮楚文化”则失之过“泛”，无法突显出淮河流域楚文化及淮南地域楚文化的特殊价值及意义；“楚淮文化”的概念虽然提法接近“淮楚文化”，但因主要着眼于道家学说研究提出，而非立足于“楚学”视角，故仍无法更精准地反映淮河流域楚文化演进的整体趋势、内涵及特点；相较于前三者，“淮南楚文化”的概念与“淮楚文化”最为契合，其不足之处在于仅能体现出后者狭义的一面，而广义的另一面则付之阙如了。

综上可知，“淮楚文化”这一概念能够兼顾阐释淮河流域、淮南地域楚文化历史发展情况的双重诉求，其学理研讨空间更大、内涵更丰富、特色更突出，比较适合当前淮南市楚文化研究的需要，有利于形塑新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扩大淮南市楚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能对深化丰富楚文化的地域性认知起到大有裨益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荆楚文化”是楚文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者，那么“淮楚文化”同样是展现楚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重要承载者，其独特的地域性价值及意义，不容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