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明星 付莉荣 摄影报道

有人说，了解一座城市，就从博物馆开始。淮南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楚风汉韵”之称，是楚国最后国都所在地，是楚文化遗产密集地，也是楚文化遗产重要展示地，拥有丰富的楚文化历史遗存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淮南市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淮土遗珍”展厅入口处，放置着一个造型精美的巨大铜盖鼎。这件放大版的复制品的原型就是存放在该展厅的战国时期楚国“客豊愆”铭兽足铜盖鼎。

市博物馆副馆长吴琳向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介绍，这件“客豊愆”铭兽足铜盖鼎通高35.5厘米，口径29.4厘米，腹径34.5厘米，柱高20.7 厘米，重11.8千克，出土于原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今属于谢家集区杨公镇朱家集）。

吴琳介绍，墓主人被认为是战国后期楚国国君楚幽王，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不过该墓曾遭受过多次盗掘。1933年春，当时隶属于寿县朱家集一带的豪绅对李三孤堆大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盗掘，出土数千件重要文物。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再次盗掘该墓。这批文物抗战时期被辗转运往武汉、成都、乐山避难，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1948年由安徽省文献委员会派人接回故乡。据有关材料统计，保存下来的主要是铜器，大多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院，少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淮南市博物馆、寿县博物馆。

吴琳表示，该器造型端庄挺拔，具有楚国晚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其精湛的铸造工艺和口沿下方的刻铭是研究楚国晚期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据了解，楚国青铜器的发展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在第一阶段，楚国青铜器深受中原地区影响，形制上与中原器相似或相同。到了第二阶段，楚国青铜器已形成自己的风格，重要的楚墓所出土器物都极富特征，显示出楚器的特色。到了第三阶段，楚国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器物多为素面，但也有繁复美观的纹饰，显示了楚国对青铜礼器制作的重视和拥有的精湛技艺‌。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看到，这件铜盖鼎口沿下阴刻有三字铭文——“客豊愆”。吴琳介绍，“客”指的是铸客；“豊愆”，有专家认为这是铸客的姓名。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器型刻有相似铭文的鼎，在淮南武王墩墓也出土了。

据了解，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礼器的制作信息，如制作时间、地点、工匠姓名等，还可能蕴含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这些信息，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而且通过这些信息，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以及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和祈愿。

同样出土于李三孤堆楚王墓的铸客大鼎，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腏（zhuì）、伸腏、睘（huán）腋腏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铭文的开头为“铸客”两字，所以根据惯例这件铜鼎就以铸客命名，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所以又被称为大铜鼎。这些出土的铜鼎不仅是珍贵的青铜礼器，而且其制作与楚国的铸客制度紧密相关，体现了楚国对礼制的尊重和维护。

铸客制度‌是楚国的一种特殊制度，规定了青铜礼器的制作和管理。铸客，顾名思义就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已不再是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的附属物，身份比较自由。在楚国，铸客负责为王室制作青铜礼器，这些礼器包括但不限于鼎、尊、彝等，它们在宗教仪式、宴飨和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铸客制度的实施，反映了楚国对于青铜礼器的重视以及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了楚国的文化特色、社会结构和艺术成就，是研究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件铜盖鼎从体型上看，算是比较大的青铜器了，外观比较简洁大方，鼎身有弦纹，三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粗壮有力，出土时还从里面提取出了2000多年前的牛骨。”市博物馆讲解员黄鸣玥向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介绍，铜盖鼎是古代一种煮食物的器具，也是祭祀的一种礼器。

在我国古代礼制中，不同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规格不同，具体为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卿/士三鼎二簋、低级的士一鼎，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我们常说的“九鼎八簋”，就是天子在进行祭祀、宴飨、随葬等礼仪时，要使用九鼎配八簋的礼制。这些礼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数量的多少是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志，也成为后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参考。

这件楚国“客豊愆”铭兽足铜盖鼎，即便静静矗立在展厅中，依然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故事和文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