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镜子不仅是一种日常用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代名词，甚至被用于文字中教育世人，留下诸如“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警世名言。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一面比较罕见的战国晚期楚国山字纹铜镜——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

据市博物馆副馆长吴琳介绍，该馆馆藏铜镜陈列馆分为战国、汉魏、唐宋、明清四个单元，一共展出铜镜110多面，其中，就有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

在陈列馆中，我们看到了这面直径15.7厘米、边厚 0.5厘米、重230克的圆形铜镜——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该镜于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

细细观察，该镜整体古铜色，外圆内方，三弦钮，以双层方形宽带为钮座，镜背通体以精美细密的羽状纹为地，还有四个类似文字“山”的山纹向左倾斜着四方排列，山纹间隔以四只造型生动、身饰鳞状纹的鹿形瑞兽，鹿似为回首状，小短尾，三足落地，右前腿抬起弯曲。该镜制作十分规整、模范精细。

据介绍，战国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各国中以楚国的铸镜工艺成就最高,其中以山字镜最为经典。山字镜中，在南方常见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纹铜镜，尤以四山纹铜镜为多。而国内已知带鹿纹的四山镜就比较稀有，仅见上海博物馆有一面，两面镜子装饰手法十分相近，唯钮座略有区别，一圆一方。上海藏镜上的四鹿与淮南藏镜的形态相同，但制模时是将鹿形及周边做成不规则的四方形，后在羽状地纹上抠出同样形状，镶嵌其中，从而造成羽状地断裂，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廓内成为素地；而淮南镜的四鹿是以鹿身为廓，嵌入羽状地纹中，使羽状地纹相互连接而丝毫不断。据专家分析，也有可能是四鹿与羽状地纹一次制模，使镜面纹饰非常完美和谐。从其制范工艺上看，淮南这面铜镜技艺更显精湛、纯熟一些。这种山字纹间以兽纹的铜镜发现极少，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镜藏于法国巴黎，鹿纹也是回首翘尾，鹿形的装饰手法与国内这两面非常相近。

早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淮南地区已经使用和流行楚镜，公元前241年，楚迁都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郢都，淮南市西部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具有显著时代和地域特色的铜镜，显现出了楚国晚期最后的辉煌。

淮南楚镜有别于长沙楚镜，尤其是镜体明显增厚，镜缘变宽大，已无传统楚镜轻薄、小巧之感，是一种崭新的面貌，这说明淮南地区可能就是楚国晚期铜镜的铸造中心。

据相关专家研究，这一推测是有事实依据的，从淮南地区及六安、蚌埠、合肥、阜阳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战国楚镜看，除湖北荆州、湖南长沙等地外，本地出土的楚镜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所以在战国晚期时，作为楚国都城京畿地区的淮南很有可能是当时的铸镜中心。

铜镜是古代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从新石器时代出现到近代被玻璃所取代，是我国古代使用最普遍、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铜器。铜镜既是实用器具，又是精美的艺术品。在商代，是作为用来祭祀的礼器出现的；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间。

古代铸镜采用“范铸法”，即先制镜模，再制泥范。一般铜镜脱模后要制一片面范、一片背范，两片对合，在一侧留浇口。

铜镜的原料是铜、锡、铅合金，将这些材料加热，用火熔化形成合金材料，待炉温升至一定高度时，从顶部的浇口处一次性将液体注满镜范腔体。高锡青铜既硬且脆，为改善铜镜的使用性能，战国、汉唐时，工匠经常将铜镜再进行一些淬火和回火处理。铜镜毛坯在进行磨削加工后，用磨镜药（汞剂）研磨抛光，使镜面白亮，达到最佳的照面效果。《淮南子・修务训》中记：“明镜之始下型，朦然而未见形容，及其蘸以玄锡，摩以白旃，须眉微亮可得而察。”由此可知，战国到西汉的人们，是用白毡蘸着“玄锡”来磨镜开光的。

铜镜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正面光可照人，背面多装饰，其纹饰和铭文，用以表达各种寓意。这些风格迥异、内容不同的纹饰和铭文，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风尚，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