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

“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楚国渐入淮河流域深度经营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但是，要深刻理解楚国同淮河流域的历史关系，却需从楚国八百年发展史的全局来看，具体而言，需着眼于楚国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的特殊关系来论。唯有如此，方能看清为何楚国发展的中后期会日益走向淮河流域，并最终以后者为归宿之地的根由，也才能透彻理解“淮楚文化”得以成立的历史契机及内因所在。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直至夏时，楚之先祖仍为祝融，且始终居住在黄河中游”，楚族实乃“是发迹于中原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先进文明的部落集团”（魏昌：《楚国史》，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直到西周初期，在熊丽、熊绎两位部族首领的率领下，楚族为避周人压迫，方才向南迁徙，繁衍生息于荆山、汉水一带，告别黄河流域，彻底进入了长江流域的广阔新天地。此后，楚族以江汉地区为立国重心，历代楚君竭力经略，在熊渠时期终逞其志，“甚得江汉间民和”，树立起“第一块震烁江汉的里程碑”（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成为长江流域迅速崛起的新兴强国。再至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楚文王熊赀父子之际，楚国灭“权”，克“州”、“蓼”，服“随”、“唐”，并“罗”、“卢戎”，北上中原地区，东抵淮河流域，真正奠定楚国称霸长江流域的政治根基，也掀开了楚人势力渐侵淮河流域的历史序幕。从此，楚国中后期四百余年的历史命运，同“江”、“淮”休戚与共，淮河流域亦成为了楚国存在发展的根基之地。一部楚族兴衰史、楚国兴亡史，实则即是楚人走出黄河流域困境，南迁长江流域兴起，北返黄河流域受挫，东拓淮河流域谋存以至终结的发展史。

纵观楚族、楚国历史，楚人虽与黄河流域有着极为深厚悠久的发展渊源，但中原地区强族甚众，势力格局早已成型固化，无论是夏、商时期，抑或西周时期，楚人都无力从众强之手夺得一席之地。从季连至鬻熊，楚族早期发展十分艰辛，时有覆族之忧，甚而鬻熊之子熊丽率族南迁，也是为避周人之强的结果。尽管楚人被迫栖身蛮荒南国，与蛮族融合以求存身发展，长期同黄河流域无缘，可是在楚人心中还是有着极强的“黄河流域情结”，总是试图在自身势力发展较强之际，北上中原争霸，重返黄河流域，这在楚庄王熊侣“问鼎周室”一事上达到巅峰化淋漓尽致的表现。楚庄王向早已衰落不堪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发难，即是对“北方国家的挑战”，展现自己意图采取同周王室“分庭抗礼”，甚至“企图夺权”的政治姿态（李玉洁：《楚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楚族曾经失意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历史缺憾，在华夏诸国面前找回楚族的政治尊严。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这用来揭示楚人对于黄河流域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情结和政治心态，比较切合。可惜的是，终有周一代八百年，楚国都未能真正实现称霸中原的宏伟目标，兵进黄河流域，总是难以越过华夏诸国的集体屏障，终归难酬夙愿。总的来看，楚人是不得志于黄河流域的。

失之桑榆者，必得之于东隅。楚人在黄河流域无法实现的政治心愿及目标，却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获得空前的成功。楚国八百年发展史，江、淮流域是其上演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的绝佳舞台。楚人在长江流域站稳脚跟后不久，即迅速向淮河流域挺进，东拓淮土以为己用。从楚文王熊赀始，至楚王负刍止，楚国全力经略淮河流域长达四百余年，将淮土彻底打造成为继长江流域之后又一战略基地和大后方，实现了楚国声威赫赫、势震天下的辉煌发展。楚人凭借自身融入南蛮之地的历史经验，在征服淮河流域过程中，极其善于恩威并施、柔抚群夷，不断将众多的淮夷部族消融于“新楚人”之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所言“南楚”、“东楚”之地，其主干即在淮河流域，同主要在长江流域的“西楚”不同，楚国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正是随着两淮地区日益纳入其版图之内成为事实。以“芈姓”王族为核心的楚族，在同华夏诸族与蛮夷部族打交道的过程里，明显和后者有着更强的历史契合性，更有能力实现民族的碰撞交融、和辑为一。

楚族、楚国的历史发展，正是经历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复杂演进过程，才谱写出精彩绝伦、气势恢宏的历史大剧，让后世印象至深。也是在此波澜壮阔的发展中，淮河流域对楚族、楚国的特殊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凸显出来。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比，淮河流域对楚族、楚国存亡兴衰的重大影响，次于长江流域而优于黄河流域，尤其是在八百年楚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纵观楚人“辟在荆山”后“筚路蓝缕”、“跋山涉水”（《春秋左传集解·昭公十二年》，李梦生整理，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的艰辛发展历程，便可知淮河流域对其而言，是必然要有所期冀、志在开拓的生存空间，同长江流域一道共同建构起楚国的核心政治版图。

但淮河毕竟不同于长江，而淮河流域亦不同于长江流域。淮河作为上古时期独流入海的巨河“四渎”之一，“居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划出了中国东部的南北分界”，“在淮河两岸形成了南北过渡、承东接西、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色”，淮河流域在南北方文化交汇融合上“恰好起着关键作用”（郭学东：《走读淮河——淮河南北过渡带文化考察》，黄山书社2017年版），发挥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楚人高视雄步、势如破竹地迈进两淮地区，将众多淮夷方国纳入囊中，前所未有地让淮河流域整体化呈现出“楚风”色彩，实现了局部地区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这既壮大了楚国的发展力量，也无形中为“秦”灭“楚”后完成全国性的南北方“大一统”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楚人对淮河流域的征服经略，成为南北方文化大融合的关键推力，是天下归一的历史先声，昭示着中华文化必将走向“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大势。历史的重任落在秦国之前，已然先局部地落到了楚国身上。淮河流域的重要性随着楚国影响而彰显，在中国古代政治统一与文明革新发展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独具特点的历史角色。

正因淮河流域对于楚族、楚国发展的此种特殊性、重要性，用历史眼光来审视，提出“淮楚文化”概念便非是可有可无的学术主张，而是具有必然的历史根由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如若理性看待楚国八百年发展史，恐怕无人会忽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所起作用的不同，也无人能抹杀淮河流域所产生的独特影响。当楚国政治发展重心，从战国后期完全迁移至淮河流域时（城阳、陈郢、钜阳和寿郢四地俱曾为楚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城阳、钜阳的临时性较强），便注定淮河流域必将对楚国的存亡兴衰发挥出超越黄河流域，仅次于长江流域的重大作用。故此，提出具有广、狭二义内涵的“淮楚文化”概念（高旭：《“淮楚文化”刍议》，《淮河早报》2024年6月27日A2版），用以揭示阐明楚文化发展在淮河流域的复杂演变情况，通过流域性的视角重新审思淮河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楚文化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便有其突出的学理价值和学术意义。

在现有多样化的“楚文化”概念里，“荆楚文化”和“淮楚文化”最能从整体上反映出楚文化同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特殊关系，其中所体现出的“流域性”视角是其他区域性、地域性楚文化概念所不具有的。着眼于大河文明的历史流变，用“淮楚文化”概念来显现淮河流域对楚文化发展大不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特质，这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楚文化复杂性、多样性、博大性与融合性的认知，打破原有的固化思维，促进楚文化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楚学研究的创新，总是离不开新的学术概念的探索尝试。新生事物的出现，尽管会有蹒跚曲折的过程，但其成熟发展的希望，同样蕴于其中。“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界定，能否在楚学、楚文化研究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历史将会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