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旭

每次重读杜甫的《望岳》一诗，总会不由想到“眼界”与“境界”这两个词，脑中也会不禁浮现出二十四岁时的杜甫攀登在泰山山间的情景。《望岳》诗意并不晦涩难解，但“诗境”却非寻常之思可明，需要反复体味，或许方能有所冥契会心。

诗名题为《望岳》，内中便大有玄机，因为全诗实则是从“望”和“岳”两个不同视角来写，前后呼应，相辅相成，将诗人的眼界胸襟、人品风范在“气骨峥嵘，体势雄浑”的文学抒写中充分表现出来。

诗中前四句是写“望”。诗人虽一时仍未攀至泰山绝顶，但却已能“神游”其上，“冥搜而得之矣”。在文学的想象里，诗人眼中呈现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生意盎然的广远景色。这种“远望”既是诗人的想象，更是期待，是“心到”为先的结果。臆想中的绝顶视野、壮阔风光，让诗人的胸怀进入一种“预先”敞开的通达之境，为全诗所要表达的“心界”为上的人生哲学奠定基础。

由“远望”转而“近望”，于是诗人又写道：“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是身行山间的攀登感受。脚步的前进，带来景色的变化，山色“阴阳”明暗的转换，令诗人不断领略泰山的“神秀”之美，感叹“造化”之鬼斧神工、幻妙莫测。如果说想象中的“远望”，让诗人“眼界”颇具开阔之意，那么，行进里的“近望”，则让诗人“眼界”内显丰富之蕴。

“虚”“实”之间远、近之“望”的变化，促发了诗人想奋力一登山巅的冲动，使之更加渴望淋漓尽致地感受东岳泰山之“大美”。

诗中后四句便是写“岳”，钦赞其“为五岳之长”的峻伟高拔。“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诗人愈攀愈高，“眼界”也愈发变得开阔，由此引发“心界”的不断扩大，由内生出“动荡胸臆”之感，尽涤自身的狭隘鄙陋之念。正因观山而“细望”，“眼界”进一步得到“放大”，缘于世俗生活而起的功利之心，于此得以被净化，得以重新生发出一种特殊的人生美感，能容纳天地万物，可使“山”“鸟”尽皆入“眼”入“心”，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人胸怀彻底“通明无碍”后的“达观”慨言，不仅是对登顶“极望”的自信表达，也是对自己人生“境界”高度的理性审视。诗人坚信自己能在泰山绝顶看到不一般的风景，能登“岳”之“高”、望天地之“远”，在“眼界之空阔”“襟怀之浩荡”中真切体会到超拔凡俗之“凌”意。“众山”之“小”，是与“岱宗”相较的结果，也是诗人“眼界”“心界”根本变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泰山“净化”了诗人的心胸，提升了他的人生的格局“境界”，让诗人超“俗”不“凡”，获得了精神生命里的一次“重生”！

杜甫写作《望岳》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后，其时“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功名仕途的“不得志”，让年轻的诗人一时之间难以释怀，故而“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正是一次攀登泰山的经历，为诗人带来了开解“心结”的难得契机，使他在望“岳”观“大”、登“山”凌“顶”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心理状态的调适与安定，重新获得继续在世俗生活中跋涉向前的精神力量。以“泰山”为“鉴”，法“自然”为“师”，诗人对“登岳”“望岳”“感岳”的诗意抒写，生动记录下了自己人生里一次颇为特殊的心路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让后人得以能窥见诗人作为儒家士大夫，实现“精神成长”的艰难不易。

俗话说“山高人为峰”，杜甫《望岳》一诗是对此言的极好诠释。泰山之“美”，在“大”，人生之“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没有“远望”的“眼界”，没有登凌“绝顶”的精神追求，又怎能会有“齐鲁青未了”“一览众山小”的无限壮美风光入怀呢？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诗圣”，辉耀中国文学史，这与其《望岳》中所显露出来的广阔“眼界”，宏深“心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高远的人生“境界”密不可分。无怪乎清代学者浦起龙《读杜心解》慨云：“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

“眼界”决定“境界”，“境界”超拔“眼界”，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