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葬被当地有组织地盗掘后，学界震动，因无法窥得墓葬全貌，引为憾事。

得知因盗掘者能力所限，加之官府禁令与追缴干预，李三孤堆内尚有部分遗存未被触及。中央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随即派员前往调查，意图组织一次系统、科学的发掘，以供学术研究。各学术团体决意联合组建“寿县史迹考察团”，效法西北科学考察团与殷墟发掘团之先例，选派专家前往科学发掘。

1935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叶恭绰、安徽省立图书馆吴天植、安徽大学李顺卿、上海市博物馆胡肇椿与郑师许、上海市图书馆洪逵、考古学社容庚、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承祚、东方文化学会程演生、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等人共同发起筹备“寿县史迹考察团”。1936年9月15日，考察团正式成立，公推叶恭绰为团长，郑师许为秘书，各项筹备工作旋即展开。

考察团成立后，程演生、胡肇椿、郑师许等人草拟完成详尽的《寿县史迹考察团章程》，全文共计十一条，对考察团之定名、目的、组织、经费、工作期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其核心宗旨为：“考察发掘安徽省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等处墓库，寻求楚故都古物，及南方文化之进展”。

二

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考察团计划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六万元专项经费，以支持为期两年的考察、发掘与研究。

1936年初，各项文案准备就绪，实地勘察先行。

上海市博物馆郑师许、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承祚、安徽省立图书馆朱拜石等率领测量、摄影等专业人员，亲赴寿县一带进行前期勘查，以便为后续发掘制定详细计划。此后，商承祚还与考察团核心成员胡肇椿、郑师许在寿县进行前期调查，并向团长叶恭绰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发掘设计》报告。报告不仅涉及学术方法，还要直面严酷的现实——治安与交通。

报告指出：“寿县县境，向称匪窟，在往岁离城一公里半，下午三时，已无人出入，甚至有绑票案件在城内及衙署门口发生者。自马吉第将军就任安徽省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以来，励精图治，剿匪半年，渐见肃清。”商承祚等人前次赴朱家集考察时，马专员特派第二科韩植民带领特务排陪同保护，“入晚即放步哨”。报告担忧，未来田野作业人数众多，“原有地方警队，恐不足以资保护”，故建议“拟在事前建造碉堡一所……自备手提机关枪一架，由马专员派警六、七名长驻防守”。

交通问题同样棘手。报告指明，“朱家集至寿县无公路，运输重器困难”，进而提出一个颇具雄心的方案：“以为由朱家集经史院集、尹家乡，至长岗集，其距离最短，而地势平坦，长岗集即为淮南煤矿铁路所经，而又密迩大通站者，若能由李三孤堆筑一条轻便小铁路通长岗集，连通淮南铁路，则运输最便。”

此外，报告对发掘技术细节亦考虑周详，认为“排水设备，较为重要。似应置备小型抽水机，必要时用人工抽水。且于孤堆附近掘备水道，以便泄水，以防工作期间，雨水积聚于作业场所，妨碍甚大也”。至于具体的“开掘方法，似仍须俟将来斟酌情形妥慎计划。而发掘后之整理，如照相、绘图、制模、编号、包封、装箱、转运、安置、保管、研究、以至编印成书，一切自应采用科学方法，逐步办理”。

三

考察计划很快进入行政审批程序。团长叶恭绰将考察团章程呈报安徽省教育厅备案。教育厅经审核，提出三项原则性处置方案：一、该团应依照《古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办理；二、发掘时应呈由本省省政府派员监督；三、掘出古物等件，应由本省图书馆保存，由该团前来研究整理。此方案随后呈报安徽省政府核准，并令饬寿县县政府知照。

依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采掘古物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申请，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转请教育、内政两部会同发给采掘执照。而“寿县史迹考察团”乃各学术团体自由组合之临时组织，不符合法定申请主体资格。为此，考察团改由具有公家机构身份的上海市博物馆与安徽省立图书馆出面申请，并于1936年冬成功领得采掘执照，发掘工作即将启动。

正当此时，一个关键分歧浮出水面，并最终成为阻碍计划实施的一大绊脚石。

焦点在于出土文物的研究整理地点。安徽省教育厅原定办法，要求古物出土后交由安徽省立图书馆保存，并由考察团“前来研究整理”。但是考察团中的上海团员如胡肇椿、商承祚等人认为，在安庆（当时安徽省会）进行研究，“交通供应，均感不便”，并且“发掘后之研究整理工作，至为繁难，靡特一切专门之附属机件用具等设备，在安庆不易办到，即集多数之专门人员于较长时间内在安庆工作，亦非时力及事实所许”。

于是在1937年4月，上海市博物馆胡肇椿、金陵大学商承祚携带考察团呈文亲赴安庆，与教育厅当面商洽，希望变更前令，请求准许将将来出土古物直接运往上海，待全部研究整理工作完毕后再运回安庆，交省立图书馆保存。

此举在安徽省内引起了强烈反弹。

四

考察团要求变更研究地点，遭到安徽文化界与寿县乡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不仅漠视省府威信，更可能损害本省文化权益与文物安全。

1937年4月15日，安徽省教育厅向安徽省立图书馆发出第295号训令，称已同意考察团所请，“拟仍决定在上海研究整理，一俟工作完毕，自当将出土古物再运送安徽省立图书馆保存。”

此令一出，舆论哗然。省通志馆馆长、省立安徽大学校长、省立安庆高级中学校长、省立图书馆馆长等人联名呈文省政府，逐条阐述维持原案的六大核心理由，措辞恳切而坚决：

其一，此事关涉本省文献，关系深切，若将古物运往上海，势必引起本省人士误会甚至纠纷，影响发掘进行。其二，此前李三孤堆出土文物已存于省图书馆，将来新出土古物与之属同一系统，必须互相比较参证，强行分离将极大阻碍研究。其三，出土古物历经水土侵蚀，性质脆弱，反复长途运输极易损毁，理应在可能范围内避免搬运。其四，随着江南、淮南铁路及公路建设，安徽交通已大为改善，京沪专家来往并无不便，且本省亦不乏考古人才，无变更地点之必要。其五，研究经费既已申请专款，无论地点在沪在皖，设备均需临时筹办，故设备问题不构成变更理由。其六，考察团为临时团体，古物运沪后，“放置机关既未确切指定，运还日期亦无明文规定，保管任务更无适当负责之人”，存在损毁散佚的巨大风险。

呈文最后强调：“该团此次变更研究地点之要求，似近否认钧府前定办法，对于将来寿县一带古迹古物之发掘研究整理，均有极大阻碍。”坚决请求省政府维持原案，责令古物出土后须在安庆整理研究。

五

本省学界人士的联名呈请，得到了寿县旅省同乡的积极响应。1937年6月27日，安庆《皖报》报道：“寿县旅省人士，以此种古物有关本省文献，所具历史价值极为重大，深恐变更省令，势将引起地方人士之误会与纠纷。昨特假惠民医院召集旅省同乡，开会讨论维护方法。计到孙养癯、石君侠、袁仲周、石锐人、洪殷朴、余香谷、方景略、石君勋等多人，闻将联名呈请省府维持原案，并通电京沪同乡及寿县各界一致力争。”寿县旅省同乡以著名画家孙多慈的父亲、安大教授孙养癯为首，一场关于古物研究地点去向的“沪皖之争”就此展开，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考察团从学术效率与工作便利出发，坚持在上海进行；安徽地方人士则从文献主权、文物安全与本省文化尊严着眼，坚决要求留在安庆。这场争执耗费了宝贵的时间，科学发掘计划迟迟无法执行。然而，历史并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争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难当头，一切学术计划皆让位于救亡图存。寿县史迹考察团苦心筹备数年、章则完备、计划周详，甚至已领得执照，却在时代洪流中，终成泡影。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科学考察的搁浅，为新一轮的野蛮盗掘留下了时间和空间。1938年，驻防寿县的桂系将领李品仙动用军队，对李三孤堆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盗掘，将墓中剩余文物几乎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