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敖心中有民

若敖氏是西周时期楚国国君若敖熊仪的后裔，进入春秋之后已发展成为楚国王族中地位显赫的家族集团，内部分为斗氏和成氏两大支系。自楚武王开始，若敖氏就活跃于楚国的政治舞台，势力非常强大。楚庄王即位时，大司马斗克曾与公子燮发动叛乱，被忠于王室的力量镇压。后来令尹斗越椒再度叛乱，楚庄王亲自率军平叛，才将若敖氏势力铲除，孙叔敖才得以脱颖而出。

楚国老百姓听说孙叔敖将要出任高官，都很高兴，相信他一定能治理好楚国。孙叔敖自己却非常冷静，《列子·说符》和《淮南子·道应训》都讲述了“狐丘之诫”的故事：孙叔敖赴任前，年高德劭的隐士狐丘丈人告诫他说，有三种情况会招致社会上对你的怨恨。地位高了，任何人都会嫉妒；官做大了，君主将不会放心；待遇高了，承担的责任更大，招致的仇怨也就多了。

针对狐丘丈人的“三怨”，孙叔敖稍加思索，提出自己的应对之方：我的地位越高越要谦虚，要对别人更加尊重；我的官越来越大，我要更加小心，不能有一点傲慢；我的待遇虽然越来越好，但可以用来帮助更多的贫困者。我以后就用这些做法来免除“三怨”。狐丘丈人听罢连番感慨，也对孙叔敖充满期待。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只不过是将狐丘丈人的祝贺改成一位粗衣白冠老者的吊唁，促使孙叔敖更为警醒。

孙叔敖当了令尹后，体恤民情，在制定实施政策法令时，努力做到亲民便民爱民。楚庄王嫌弃楚国车子太小，命令全国一律改造成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说，如果以行政命令来强制推行，一定会招致老百姓的不满，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都做高些，低矮车子过不去，人们自然会将矮车改造成高车。后来这样做了，果然没有引起老百姓的波动。当时楚国流通贝壳形铜币蚁鼻钱，楚庄王认为这种货币重量太轻，下令改铸大币，强令流通。老百姓使用大币很不方便，商贾们也蒙受损失，纷纷放弃经营，引起市场混乱。孙叔敖及时劝说楚庄王恢复蚁鼻钱，很快市场又重新恢复了繁荣。

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孙叔敖鼓励大家秋冬进山，采伐竹木，就地贮存。待春夏山水泛滥，再顺流运出售卖，老百姓从辛苦的劳作中得到实惠，自然要感恩政府。联想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孙叔敖的民本实践要比孟轲的理论早出250多年。

芍陂（安丰塘）建设

孙叔敖担任令尹时，楚国正处于上升时期，江淮之间的中西部地带基本都被楚国占领，楚国东部疆界已扩展到安徽省的无为与巢湖之间，淮南地区完全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军队的战胜攻取，新区域的治理消化都成为宰辅孙叔敖的职责。

为了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孙叔敖将江淮地区作为楚国的战略后方着力进行开发建设。他行使宰相的权力，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兴修了若干宏伟的农田水利工程，仅安徽省境内就有寿县的芍陂（安丰塘）和霍邱县的大业陂（水门塘）、阳泉陂。另外在他河南省家乡还有期思陂，湖北省境内还有沟通长江和汉水的云梦通渠。而据李松、陶立明《〈芍陂纪事〉校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转引著名水利学家郑肇经的观点认为，“期思、阳泉、大业、安丰等陂塘，分布在淮河南岸邻近的支流之间，水脉贯通，津流交汇，形成一个大灌区，后人总称这个灌区为芍陂”，其地域范围“包括固始以东至寿县之南，六安以北至淮水以南的地方”。

芍陂（安丰塘）位于寿县城南30公里处。修建之前，这里是一片低洼地带，常因水灾而影响农业生产。孙叔敖发动百姓，修筑堤堰连接东西山岭，开凿水渠引来四方流水，形成一个人工大湖。然后又安装水闸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灌溉，使周边地区的农业经济很快得到发展。安丰塘经历代整修，至今仍然在发挥效益，成为寿县人民的重要水源地和幸福塘，“寿人至今德之”。

在中国著名的先秦四大水利工程中，漳河渠、都江堰、郑国渠都建于战国，只有安丰塘建于春秋，比漳河渠要早近两百年，比都江堰和郑国渠要早三百多年，现在安丰塘已成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叔敖也受到历代赞颂，早在北魏之前，当地百姓就在安丰塘北岸修建了孙叔敖祠堂，对他进行永久纪念。如今，水色漪丽的安丰塘风光和古色古香的孙叔敖祠堂已成淮南旅游的地标风景之一。

大业陂原名穷陂，今名水门塘，位于霍邱县城北。此处四周岗地，中间低洼，原是“蛤蟆挤股尿，庄稼水中泡”的地方，被孙叔敖整修成“江淮地区的陂池工程代表作之一”（安徽省水利厅《千年古塘焕新颜》）。现在这座中型水库已改建为水门塘公园，亦成孙叔敖的永久纪念地。

“通沟江淮之间”

《史记·河渠书》是司马迁所著中国秦汉以前的水利通史，书中说到楚国的水利工程，“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班固认为“鸿”是衍字，《汉书·沟洫志》引用为“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前者说的是湖北省境内沟通汉水（川）与云梦泽的“云梦通渠”，堪称南水北调工程引江济汉干渠的最早蓝本，主持这项工程修建的也是孙叔敖；后者则与当今的江淮运河一脉贯通。

鸿沟是战国时魏国修建的古运河，以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为中心，从河南荥阳市以北起，经大梁城折向东南，至周口市淮阳区向南注入颍水，在安徽颍上县（正阳关镇对岸）入淮。鸿沟不在江淮之间，后世学者于是认为“通沟江淮之间”的运河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南起江苏扬州市以南的长江，北过淮安市连通淮河。但《河渠书》和《沟洫志》都专门提到吴国另有“通渠三江五湖”的运河工程，而邗沟属吴国工程，反过来说明，楚国另有一条“通沟江淮”的运河工程，这条运河与东淝河有关。

东淝河古名淝水，全长122公里，发源于安徽境内的江淮分水岭，北流经瓦埠湖，在寿县古城东北方向汇入淮河。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山东人民出版社）转引一个学术观点：“司马迁在这里所说江淮之间鸿沟并非衍文，乃是指淝水而言。淝水怎么能成为‘鸿沟’？这是经过人工开凿的结果。”观点认为，淝水之西有沘水（即淠河），沘水和淝水之间有芍陂，芍陂西容沘水，东通淝水，规模广大。淝水本来北入淮水，因芍陂水灌入后水位抬高，甚至高过淝水源头，于是溢过所在山岗，与岗南施水连接，因此施水也称淝水，今名南淝河。施水南入巢湖，巢湖南通大江，这样就形成江淮运河，即司马迁所云的“通鸿沟江淮之间”。据说这条“鸿沟”亦由楚相孙叔敖开凿。

《河渠书》与《沟洫志》皆云，各国重点水利工程“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加之《孙叔敖传》“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的描述，明显是将水路运输放在发展经济的首位，因此孙叔敖极有可能作出过“通沟江淮”的努力，芍陂则应是通沟江淮的“有余”工程。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而孙叔敖在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期执政，如果“通沟江淮”的说法成立，那么云梦通渠与江淮通沟或将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