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楚文化，古今淮河流域楚文化之谓也。有周一代八百年，崛起兴盛于江淮流域的楚国几乎同周王朝相始终、共存亡，在先秦时期中华历史上激荡谱写出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精彩华章。也由此，楚文化成为古今淮河流域文化发展的独特而深厚的历史底蕴，对淮河流域民众的物质生产、生活风俗、精神世界及文化气质产生了历久弥新的深远影响。
在淮楚文化的历史演变中，产生过众多杰出的思想论著，而诞生于西汉前期淮河中游名都大邑“寿春”的《淮南子》则是其中的代表者之一。即使是放眼古今淮楚文化的发展全局来看，如同《淮南子》一般能够“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思想巨著，亦实不多见，堪称罕有之作。
《淮南子》一书在西汉前期的横空出世，恰证明其所受淮楚文化浸染之深，其思想文化内蕴得益于后者之大。不夸张地说，若无淮楚文化为之“基”，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恐难撰著出如此一部旷代思想巨制。何以可见其由？
一曰：《淮南子》的著述理念深受淮楚文化开放性特质之陶染。淮南王刘安等人主张：“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并强调：“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其赋予《淮南子》著述理念以强烈的开放性精神，使之既秉持道家主体之立场，又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能熔铸百家之说为一炉，以此阐扬适应西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发展之所需的黄老新道学。在淮楚文化的演变发展中，不论是淮河文化，抑或是楚文化，都极具开放性的内在禀赋。因汤汤“淮河”位处中国南、北方的自然地理过渡带，自古便发挥着分界南、北方的独特作用，故淮河文化向以开放包容南、北方地域文化而著称，其文化内涵亦“南”亦“北”，其文化气质亦是“南”“北”之风兼具，既有粗犷豪放之一面，又有婉约秀美之另一面。兴起于江汉流域、鼎盛于江淮流域的楚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同样是海纳百川，亦“夏”亦“夷”，善于博采众长而独创一格，表现出至为可贵的开放进取精神。《淮南子》之所以能在思想文化上突破单一的学派界限，摈弃狭隘的门户之见，兼综百家之学以阐新论，与其以淮楚文化为深厚底蕴，颇受后者开放性特质之影响，实为密不可分。
二曰：《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深受淮楚文化多元性特质之濡染。淮河流域涵盖现今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五省的广大范围，自古以来便容纳南北方、东西方的多元地域文化为一体，形成极富多元性的文化内涵及特质。而八百年楚国历史发展亦是纵横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等三大流域，在兼并众多先秦诸侯国的基础上，铸造出包容多元、异彩独具的楚文化形态。淮河文化与楚文化的历史汇聚，正因二者所共具的多元性特质而呈现出水乳交融之势，终成一体共生发展之态。淮河文化让楚文化之内涵变得更为博大丰富，楚文化则使淮河文化之特色愈发显得鲜明，二者可说是相互塑造，相得益彰。作为深受淮河文化、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淮南子》一书倡导“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的多元文化观，坚持“圣人兼用而财制之”（“财”通“裁”）的理念原则，其思想内容既融纳了淮夷文化、荆楚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汲取了周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的重要因素，将先秦秦汉时期诸多“地域文化圈”的特色内涵熔入一炉、铸成一体，并以此为根基和前提，为西汉大一统时代多元一体的“汉文化”的最终形成作出了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历史贡献。于此意义而言，《淮南子》可被视为淮楚文化多元性特质在汉代最为重要的体现者。淮楚文化孕育了博大多彩的《淮南子》，反而观之，《淮南子》则彰显了淮楚文化包容多元的内在特质。
三曰：《淮南子》的文化意涵深受淮楚文化创新性特质之熏染。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淮河流域先民即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等方面取得辉煌的历史成就。不论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舞阳贾湖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蚌埠双墩遗址、蚌埠禹会村遗址，还是思想学派意义上的道家、儒家、墨家的产生，抑或是政治变革意义上的禹合诸侯于涂山、颍上先贤管仲辅佐桓公而兴齐、现代凤阳小岗村村民的“大包干”实践，都无一不显现出淮河文化所内具的创新性特质。作为中国古代与淮河文化深度交融的重要区域文化，楚文化从春秋至战国时期亦表现出强劲的创新发展态势，其在青铜器铸造、漆器与玉石器制作、道家哲学建构、屈骚文学创作、美术乐舞发展、水利工程建造、都邑规划设计等方面皆有十分不俗的表现，极大地丰富了淮河文化的历史内涵，为后者更增华彩。《淮南子》在西汉前期以“新道家”的思想风貌卓然出世，为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发展贡献出新的黄老治道学说，为多元一体的“汉文化”之形成推波助澜，其所拥有的创新性的学术文化特质非是无“根”而生，凭空而起，乃是源自于淮楚文化的历史根脉和魂脉，是对淮河文化、楚文化所具创新性特质的时代体现。无论是在道家哲学、治国思想、辞赋文学上，还是在养生理念、艺术思想、科技成就、民俗文化上，《淮南子》都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创新性贡献，令世人所惊叹与瞩目。有其“源”者必有其“流”，若无淮楚文化之创新底蕴，又何能有《淮南子》之创新发展呢？
四曰：《淮南子》有力彰扬了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及意义。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体大思精、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楚文化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一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与定型的关键推力之一。与长江流域衍生发展的“荆楚文化”一样，衍生发展于淮河流域的“淮楚文化”亦是楚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且其在楚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与定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自身不容替代的独特作用。淮楚文化因受淮河流域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形成于中国南、北方的文化过渡带之上，故其体现出远较荆楚文化为显著的兼容南、北方文化的流域性特色，成为楚文化内部勾连贯通北方中原文化的重要桥梁。如果说荆楚文化的“南方特色”更突出，那么淮楚文化则以体现兼容南、北方文化的“过渡性特色”而与前者有所不同。也正因淮楚文化的历史存在，楚文化整体上能够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定型发挥出重大作用。作为淮楚文化之杰出代表的《淮南子》，其在思想文化层面对此种兼容南、北方文化的“过渡性特色”的反映尤为显著。北方中原文化的“尊龙”信仰，南方楚文化的“崇凤”信仰，在《淮南子》中深度融合表现为“龙兴鸾集”“凤飞龙腾”“凤皇翔于庭……青龙进驾”“赤螭、青虯之游冀州也……凤皇之翔至德也”“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凤巢列树”的“龙”“凤”并重的祥瑞化的新信仰。由此可见，经由对北方和南方“龙”“凤”信仰的历史性整合，《淮南子》最终超越了区域性的中原文化、楚文化，成为大一统时代全国性的“汉文化”的重要代表，深刻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汉代最终得以形成与定型的重大历史进程。基于此，将《淮南子》看作是展现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所具独特价值及意义的代表性典籍，并非夸饰之言，而是确有其据，合乎事实。
千里长淮，楚风悠然；《鸿烈》经典，彰明淮楚。楚文化博大精深、奇谲多彩，融荆楚文化、淮楚文化于一体，也因二者之美美与共，终成大美。孕育于淮楚文化中的绝代奇书、盛汉道典《淮南子》，以其究天人、通古今的宏阔峻伟之姿，屹立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既成为汉文化之不世出的思想瑰宝，更可谓是淮楚文化之绝世明珠。
【作者简介】高旭，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淮南市政协委员，淮南文化名家，淮南子文化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