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窟藏珍

1936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急剧膨胀，对中国构成了全面且紧迫的战争威胁。安徽省政府遵照行政院相关指令，出台《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时任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李辛白先生接到指令后，未雨绸缪，紧急召集馆内同仁，共商守护寿县出土古物之策，决心在国难之际竭力保全馆藏文物。同时，省政府又下达了建筑“地下室”保藏图书古物、拨付防空设备专款等命令，并积极申请、落实专项经费，最终决定对馆藏珍贵古物实施就地掩埋。

3月21日，省教育厅与财政厅联合呈文《关于安徽省立图书馆于非常时期建筑地下室保藏图书经费拟在二十五年度民教事业内支给二百四十八元九角九分的签呈》，为该项保护工程申请专项资金。8月27日，教育厅向省立图书馆下达指令：“省立图书馆馆长李辛白，主任谢育化，主管馆员朱拜石：兹因时局不靖，省立图书馆所有寿县出土楚器计780件，关系本省文化，至为重要，经奉省教育厅令饬建筑地窟悉数埋藏。现已定于8月27日迁徙入室，为郑重计，奉教育厅令，该器入土时，由本省各厅暨司法及各文化机关派员监视，各机关监视员签订证明书。并由图书馆制楚器件数表格，由各监视员监视事竣签名盖章，各存一份，以便日后出土时藉资核对，以昭慎重。”

随后，除省教育厅派耿习道作为代表赴现场监督外，各方监视员共同签署了《安徽省立图书馆窟藏寿县出土楚器各机关监视员签订证明书》，包括楚大鼎在内的寿县楚器被正式秘密埋入馆内所建地窟之中。

11月25日，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安徽省立图书馆古物入窟储藏情形及木瓦工料费用问题的指令》，对埋藏工作及相关费用予以核批，标志着此次“窟藏”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馆藏珍贵典籍的转移工作也随之展开。12月21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安徽省立图书馆善本图书移存桐城罗家岭搬运费拨发问题的指令》，将一批善本图书转移至桐城罗家岭乡间，以策安全。

二、紧急启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首都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重庆，同时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文物大迁徙。从南京启运的文物分为三路西迁。南路文物，亦即第一批西迁文物，于1937年8月从南京水运至汉口，然后辗转长沙、湘西、桂林，于1938年先后抵达贵阳、安顺等地，初存于安顺华严洞，至抗战后期又转运至四川。

11月，日军开始攻城，南京危在旦夕。时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的杭立武在关键时刻出现，他在日军破城前夕的混乱中，辗转找到一艘英国商船，将第二批，也就是中路文物2000余箱装船运离。这批文物由南京沿长江先运到汉口，再运到宜昌，然后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抵重庆向家坡。后来因重庆屡遭日机狂轰滥炸，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最后于1939年9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第三批，也就是北路文物于同年12月由铁路运至宝鸡，再辗转汉中、成都，于1939年全部安置于峨眉。

在文物西迁过程中，国民政府明令要求协助各省转移重要文物。1938年初，日军空袭安庆，安徽省政府向皖西大别山区撤退，省立图书馆馆藏寿县出土楚器岌岌可危。在安庆“窟藏”已不足以保证安全，随时面临被日军劫掠、毁坏的危险，必须立即寻求安全转运，远离战火。省立图书馆急电中央博物院求援，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派来专人，筹划将馆藏楚器与中央博物院以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运到大后方重庆保存。

1938年2月28日，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安徽省图书馆保有寿县古物可否由四川西北科学院代为保存问题的电》，首次提出将这批珍贵古物远送四川，委托西北科学院代为保管的设想。经考证，档案原文中的“西北科学院”应为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位于重庆北碚）。抗战时期，该院曾协助保管过内迁文物。

3月5日，省教育厅又紧急下发《关于安庆省立图书馆保存寿县古物应运往安全地带问题的电》，明确指示须将馆藏最重要之寿县古物转移至“安全地带”。

3月21日，省教育厅形成关键文件《关于安徽省立图书馆保有寿县古物拟派督学王德熙前往监视起土装箱运往四川西北科学院代为保存问题的签呈》（字第1218号）。签呈件很快获得省政府批准后，教育厅又正式行文《关于安徽省立图书馆保有寿县古物拟派督学王德熙前往监视起土装箱运往四川西北科学院代为保存问题的训令》，“令省立图书馆保管员李辛白，前经建筑地室悉数埋藏。现本省沦为战区，古物应设法移运，兹派本厅督学王德熙前往监视起土装箱，并负责运汉，转送四川西北科学院代为保存。”文件载明：“查省立图书馆保存寿县出土古物计700余件，关系文化，良为重要。前以时局不靖，令饬建地宫，悉数埋藏在案。嗣本厅奉教育部复电，饬将本省古物等件移运安全地带保存。当经电商，经济部协调由四川西北科学院代为保存……拟即由王德熙督学前往该馆监视起土装箱，运送前往。所需费用由教育经费动支。”

在中央博物院的协助下，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寿县楚器全部从埋藏的地窟中“起土装箱”，开始西迁。

三、千里惊涛

包括楚大鼎在内的省立图书馆馆藏寿县楚器西迁之路充满艰辛与凶险，尤其是重达400多公斤的战国楚大鼎，在运输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损坏。这些装在大木箱里的楚器先沿江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运输。船航至江西和安徽两省交界处时，因江面军事封锁而被挡住去路，只能雇请民工，先将文物走陆路，过了封锁线后再重新装船。

当时人手不够，而像楚大鼎这么笨重的文物又极难搬运，为了赶时间，民工们想出一个笨方法——“滚雪球”，也就是将木箱翻着跟斗向前滚。方法虽然省力，但对文物来说却是灭顶之灾，在翻滚过程中，楚大鼎两个鼎耳脱落，三足几乎折断，连鼎身都增添了很多裂痕，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残破不堪。

经过这番折腾，文物终于抵达武汉，与故宫西迁文物汇合，统一编入西迁运输序列。途中经历敌机轰炸、车辆故障、道路险阻等无数艰险，终于在1938年5月运到重庆，存放于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贸易委员会的闲置仓库。

1939年，重庆因屡遭日军空袭，形势危急。为保全文物，已迁至重庆的寿县出土楚器随故宫博物院中的文物再次启程转移，用平底船沿长江溯流而上，先运抵宜宾。因滩多搁浅，难以前行，文物滞留宜宾码头多日，后来终于在乐山县安谷乡码头找到合适的地点，于是调集运盐马车，先将文物从陆路运到乐山县马鞍山码头，然后又用民用木船沿岷江而上转道大渡河。同年9月，这批楚器最终经陆路转运至四川乐山安谷乡，分别存放于当地的大佛寺及“宋、王、赵、陈、易、刘”六姓宗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