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的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墨绿色，放在客厅阳台的拐角，旁边立着个落地的手机支架，平时她坐那儿一边踩机子一边听直播。机头上的烫金蝴蝶图案磨得只剩半个翅膀，不细看以为是块油渍。上面搭着条旧秋裤改成的罩布，灰不灰蓝不蓝，边儿全磨毛了。

我掀开罩布，机身上落了一层薄灰，手指一抹就是一道印。皮带硬得跟铁丝似的，踏板生了锈，踩下去得使点劲，吱呀一声，像用指甲刮黑板。

这机子是阿姨结婚那年买的，姨父在砖厂推了三个月板车才攒够钱。阿姨嫁过来那天，机子是用红绸子裹着，四个人抬进这三间瓦房。她往机子前一坐，脚一踩，手一推，哒哒哒，哒哒哒，跟撕胶带似的。姨父蹲在门槛上抽烟，说比手机里放歌还好听。

我小时候的衣裳多半出自这台机子。裤脚短了，就接一截，棉袄袖子破了，就翻面絮新棉花。冬天晚上我睡阿姨家，躺被窝里听她踩机子，哒哒哒，不紧不慢。线断了，她来到灯泡底下穿针，穿不上就用牙咬线头。墙上的影子又大又弯，跟拉满的弓似的。

后来镇上开了几家裁缝铺，再后来，人们都上网买衣裳，便宜，样式还多。阿姨就不怎么踩缝纫机了，但也不让扔。姨父说卖给收破烂的，人家给四十元。阿姨一摆手，说：“不卖。你咋不把自己卖了？”姨父嘿嘿一笑，不再提。机子从堂屋东墙挪到西墙，又挪到套间，前年搬进楼房，机子放在阳台，说那儿光线好。

去年我回去，阿姨正坐在机子前头，戴着老花镜，拿手机看教人改裤脚的直播。她手底下正缝着隔壁李婶的一条牛仔裤，李婶胖了，裤腰勒得慌，阿姨给她放宽两寸。她踩得很慢，一下一下的，踏板吱呀吱呀地响，听着随时要散架。我说：“阿姨，我给你买个电动的吧，插上电自己跑，不费劲。”她头也不抬，说：“用惯了，这个得劲。电动的踩不好，忽快忽慢。”她的手指头依旧利索，推着布料，针起针落，就是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影子缩在机子跟前，只有一小团，不像从前那么大、那么弯了。

裤腰改好了，李婶掏出手机要扫码，阿姨从缝纫机抽屉里摸出一张打印好的二维码，说：“扫这个，五块。”李婶扫了，说：“你这还跟上时代了。”阿姨说：“那可不，上个月我还接了个改校服的活儿，人家微信转的账。”两人笑了一阵。李婶走了，阿姨把手机往支架上一放，接着看直播，里头正吆喝着“松紧带买三送一”。

我走那天，阿姨给我缝了个装水杯的布袋，让我开车路上用。布袋缝好了，她拿剪刀剪线头，仔细看了看，说这线跳针了，回头得紧一紧。我接过来，水杯放进去正合适。我说：“挺好的，别折腾了。”她没吭声，拿软布擦了擦机头上的灰。

晚上我听见她在阳台跟谁说话，声音低低的。我以为她打电话，走过去一看，她正拿小瓶子往踏板轴里滴机油，嘴里念叨：“老伙计，再对付两年。”声音像哄小孩儿似的。

缝纫机没吱声，流逝的岁月也没有吱声，都静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