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作为楚国最后的都城,存续19载却承载了一个古老王国最后的辉煌与悲壮,也留给后世一个扑朔迷离的千古谜题:楚都寿春城究竟在哪里?1983年,安徽省考古专家丁邦钧带队调查,标志寿春城科学考古正式起步。4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柏家台、西南拐角塘、西南小城、寿滨古城、八里遗址等重要遗址。同时通过对寿春城遗址周边西圈墓地、化肥厂(高铁站)墓群、武王墩楚王墓等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墓地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厘清了寿春城四至范围及功能布局,也破解了诸多学术难题。
一
寻找之旅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而文献的只言片语与地下无声的宝藏,充满了误读、发现、否定与再发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肥水》篇提供了寿春城最初线索,那是一幅寿春故城的水文图景:“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肥水又西迳东台下,台即寿春外郭东北隅阿之榭也。东侧有一湖,三春九夏,红荷覆水……谓之东台湖”;“肥水又西,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
船官湖至今仍然有迹可寻,“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表明这里曾为楚国水师营寨和造船基地。郦道元的描述虽基于北魏时期,却勾勒出一座依山傍水、引流入城、拥有水门的繁华都邑。
《太平寰宇记》提出寿春城在“县西四十里”之说:“淮南道寿州,废西寿春县在县西四十里。”同时提及“北临淮水”的“苍陵城”。嘉庆年间,凤台知县兼理寿州的李兆洛在纂修《凤台县志》时,对寿春故址进行了考证,他将《太平寰宇记》的“县西四十里”及《水经注》中提及的“烽村”与当时的“丰庄铺”相联系,提出“丰或即烽之讹”,进而将“废西寿春县”定位于寿州西南四十里的丰庄铺。
李兆洛的“丰庄铺说”影响深远,然而这个判断实为误读。198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寿县博物馆组成的楚都寿春城遗址调查小组,调查与钻探后指出,李兆洛犯了两个关键错误:其一,误解了《水经注》文意,烽村应在淮之北,而非淮河南岸的丰庄铺;其二,误将苍陵城当作寿春城。这次否定,标志着对寿春城的探寻从文献考据迈入了田野考古的新阶段,并将探索的目光重新引回寿县城周边地区。
二
2025年12月,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成果展”正式向观众开放,成果展将40余年的寿春城遗址科学考古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至1991年):1983年,丁邦钧先生带队正式开始寿春城遗址的科学考古工作。1985年,发现柏家台大型建筑基址,推测其为楚寿春城宫殿基址。1987年利用遥感技术,初步确定外郭城、护城河、城外水系和城郭内水道系统等信息。1988年—1991年,丁邦钧团队利用遥感和物探,推测寿春城遗址东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4.25公里,总面积约26.35平方公里。
第二阶段(2000年至200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重启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2001年,寿春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2003年,通过发掘牛尾岗和西岗,提出楚寿春城的宫城应位于现寿县古城范围内的新观点。
第三阶段(2004年至2016年):随着寿县新城区建设拉开序幕,考古工作转入以配合基建为主的抢救性发掘,城东南区域成为重点,无数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遗址被发现。以寿县城东南为核心的寿春城遗址平面图渐渐清晰起来:遗址东南是楚王陵区(如李三孤堆、武王墩);西南至双桥一线是中等贵族墓葬区;北面八公山麓是密集的平民墓葬区。考古视角从“城”本身,扩展到“城与墓”的整体关系,对都城的布局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第四阶段(2017年至今)是成果集中涌现的时期,寿春城遗址正式立项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量新遗址、新墓地被发掘:西圈墓地发现蔡侯级大墓,小宋家台子北墓地填补楚灭吴后江淮墓葬空白;八里遗址、拐角塘遗存补齐战国早中期遗存缺环;西南小城被认定为寿春城的卫星城;寿滨古城确认为贵族居住区;职教中心战国沟渠的发现,厘清寿春城水路交通体系;武王墩墓作为 “考古中国” 项目,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寿春城是在古州来、下蔡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古州来城的地望在历史上又向有争议。考古工作者转变思路,“由蔡寻楚”,根据西圈蔡国贵族墓地、蔡昭侯墓、东津村以及淮南蔡家岗等地蔡墓的发现,“认为下蔡城的区位也应该与寿春城有着高度的重合”,可以将“坚持下蔡城的地望‘寿县说’而非‘凤台说’的观点”作为“开展今后工作的学术前提”,这样关于古州来城地望的历史争议也可基本结束。
三
四十余年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寿春城有了更接近真实,却也更为复杂的认识和猜想:2001年以来,预期的寿春城城墙证据并未出现,考古专家推翻了26.35平方公里的单一郭城模型,认为楚国都城形态,很可能是一种以核心宫殿区为中枢,由多个功能各异、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城”拱卫环绕,其间散布居民点、手工业区的“多城制”结构。
首先,发现如寿滨古城、西南小城等规模较小、有城墙基槽的城址,可能是在旧有下蔡城的基础上,由迁都至此的楚国贵族修建的独立城堡,与柏家台的宫殿区共同构成一个由多个小城拱卫王城的“多城制”都城,这或许是楚人在仓促东迁、因地制宜下的特殊都城形态。
其次,考古证实,寿春城的繁荣绝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州来、下蔡、寿春的长期迭代发展。公元前493年,蔡昭侯迁州来,已在此奠定了都城基础;楚灭蔡后继续经营;加之更早吴、越文化的渗透,使得这片土地积累了深厚的城市文明底蕴。楚考烈王迁都,是一次集大成的扩建与升华。因此,寿春城遗址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
最后,寿春城遗址地下遗存见证了楚国最后的辉煌。1957年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期的商贸通行证,说明楚国迁都寿春时国家档案也随之迁来。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发现的重达数十公斤的楚国郢爰金币,反映了楚国经济的富庶。李三孤堆楚幽王陵和武王墩楚考烈王陵出土的数千件青铜重器,更是楚国晚期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回顾寻找寿春城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遗址定位和面积划定,而是从文献揣度走向科学实证、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解析并不断反思与超越的演进史。正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叶润清所长所说:安徽考古史是从楚文化考古而起步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寿春城的探索,关于楚王陵墓的探索等,都印证了《史记》中一系列文献的记载。楚文化对安徽地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影响的深远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